在古代，以爱国之名推行反智主义
在古代，很多大臣都在以爱国之名推行反智主义。
有人要给皇帝提意见，提多了，就会被皇帝忌惮，即便皇帝不怀疑他，别的大臣也会怀疑他，认为他在“讪君卖直”，在沽名钓誉。为了维护朝堂大统，必须处理他。于是，皇帝命人打他几十大板，降职远调。看似维护了朝堂秩序，其实只是以爱国之名制裁了一些敢于提意见的大臣而已。
有大臣要搞一些联合，联合起来就可以求得官位的长久。只要有人干一些事情，就会被他们诟病。而他们自己整天只是拉关系，互相倾轧，却不会干实事。有人要兴修水利，他们就要说修水利的人会劳民伤财，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毕竟，那个时候没有科学观测，也没有大数据统计，只是那么一说，就算是权威了。看似给国家节省了资金，其实只是没干实事。国家的钱让他们捞了不少，却没人揭发。他们会大兴土木，改造府第，或者直接加税，从地方抽血。而地方官员如法操刀，给底层农民带来很大的压迫和剥削。
他们爱国，爱的是自己的利益，却从来不动头脑。说白了，还是力求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比较封闭保守，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当别的官员要干一些事情的时候，哪怕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们也会提出意见，认为不宜操之过急，不能随便花钱。其实，他们花钱的时候从来不和别人商量，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要是有人想要和边疆的少数民族修好，就会被讥刺为卖国求荣，或者说里通外国，要被打倒了。除非少数民族崛起了，打得中原王朝落花流水，中原王朝不得不去求和，才会有人提意见，也被允许。而这个提意见的人一定是朝中势力比较大的利益集团的人，不会被本集团内部的人弹劾，才会被皇帝采纳。尤其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大臣都不敢提反对意见。谁要是提了反对意见，谁就会被说成地方派来的奸细，甚至被直接处置。当然，以前在边疆和少数民族政权有过联系的大臣，也都被审查了，甚至根本不能参与朝堂讨论。
有的大臣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器具，有酒壶、酒杯、玛瑙、马匹等东西，都被说成通敌，要把那些东西统统销毁，不然就会被治罪。于是，大臣们纷纷和少数民族撇清关系。京城内外掀起一场损坏少数民族地区器物的活动，谁还用着那些器物，甚至拿出来显摆，谁就是外国间谍，或者是崇洋 *** ，要被打倒。不但如此，而且很多大臣沆瀣一气，共同糊弄皇帝，说是不让皇帝担忧，一直都说敌军在千里之外。报告战况的时候，报喜不报忧，而到了敌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皇帝才知道真实的情况，悔之晚矣。北宋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经历的靖康之难是屈辱的事件，没一个大臣为国捐躯，而大臣们却在平时把他俩糊弄得死死的。明代的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要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却没一个大臣上朝，只有崇祯帝一人临朝。那么，平时以爱国的名义建议的大臣们都跑到哪里去了？
不是跑了，就是投降了。投降还能卖主求荣，保住自己的性命。可是，平时他们都在打压对手，不让别人暴露真实的情况，只是耍着皇帝玩，让皇帝高兴而已。那么，说是为皇帝分忧就是为国家分忧，其实只是借着爱国的名义行反智主义之实。不让皇帝获得真实的情况，同时打压对手，这还是忠于国家的臣子做的事情吗？不是建设之臣，反而是误国之臣。
为什么要挥舞爱国的大棒？因为爱国比较容易，随时可以拿出来攻击别人。而一旦别人被定罪，就不是一般的罪过。只有几个喜欢搞建设的人聪明吗？当然不是，谁要是推出建设性意见，谁就要被质疑，甚至要做好被攻击的准备。毕竟，朝堂之上，不允许随便提意见，也不允许呛了皇帝肺管子，要顺着皇帝说。即便有几个不知死活的大臣，要“讪君卖直”，也一定会被大臣们参倒，被皇帝治罪。因为他们没有认清形势，皇帝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皇帝。为皇帝分忧就是为国家分忧，就是爱国的。把皇帝逗乐，就是为国家着想。
如此一来，很多大臣站在爱国的一方，成了推行反智主义的先锋。有发明创造出来之后，被他们定义为“奇技淫巧”。那些玩意儿不能做饭吃，发明有什么用？没那些东西也过得挺好，要是谁非得推行那些玩意儿，谁就一定是在玩物丧志，在崇洋 *** ，在背弃自己的传统和祖国，也被大加鞭挞了。
其实，只是大臣们认知程度有限，不知道科技发明的重要性，以至于他们只是推行愚民政策，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就行了，至于科技进步，就不能提了，谁提谁就是贬损我天朝上国的威严。那些东西都是夷狄发明的，不可能进入天朝上国的法眼。可是，夷狄发明的东西很厉害，直接敲开了封建的大门，就不得不让天朝上国的君臣们“师夷长技以制夷”了。
看来，爱国还真是很简单的事，甚至成了最简单的攻击别人的办法，只要别人用了外国的东西，或者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即便攻击的人不懂，也一样会挥舞爱国的大棒，一路打杀过去。于是，封建制度存续了两千多年，国家换了很多，以爱国之名推行的反智主义仍然存在，也会一如既往地推行下去。或许，是封建愚民政策导致的，抑或许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封闭性导致的，但要是这种思想进入到人的头脑中，就不好解脱了，容易泛滥，也容易给人乱扣帽子，以至于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反而验证了自身的荒谬和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