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柳如是立传所蕴含“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智慧

1954年2月末，《论再生缘》几经修改终于定稿，中国文化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篇章就此奠定。过去的岁月，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颠沛流离于西南之地，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由唐筼题写。

继《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

如陈寅恪所言，对于“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

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

陈寅恪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发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陈寅恪对柳氏“情有独钟”，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之人外，还有为钱柳二人翻案的意图。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 *** 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

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命运。因而陈寅恪的发覆祛疑工作，透过为钱柳二人辨诬洗冤的表象，暗含为中国文化现代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陈寅恪不得不隐晦地表明钱氏同样是一个“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于柳如是身上。

从《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大作中不难看到，陈寅恪把西方学术手法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同时，特别注重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后世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考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后归纳分析，得出结论。因了陈寅恪对西方学术研究 *** 的掌握和运用，比之于清代的传统朴学更高一筹，也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此种长处从两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

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

二是将具体的人与事的“发覆”，以宏观的文化视野放在历史长河大背景下纵横考察对比，借此洞悉“大历史”下人物活动与思想情感变化的幽微，而后从不易察觉或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与事件中，反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钱柳二人身上，陈寅恪面对的是“衰柳枯兰”、“残山剩水”，生发出一股惜旧怀春的伤逝之情自属当然。但这只是漂荡于微波之上的浮萍，在浮萍掩映下，则涌动着浩瀚壮阔的急流，只有细读陈寅恪全文并加以思考探究，方知作者立意深焉。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甚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陈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并具有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的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将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的“心通意会”，才使身处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的陈寅恪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还；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通过这样一个易鼎时代中的特殊人物，把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于世人。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忽庄忽谐，亦文亦史”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创世纪之作。

《柳如是别传》通过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缩影，既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荣历史，更是陈寅恪人生追求与思想信念的光辉写照。

陈寅恪企图在历史文化进程的险绝处，以“颂红妆”的独特方式，提示世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只是山河已改，大势已去，他所有的用心和努力，只能落得个“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