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世纪的匈人部落和罗马帝国的研究
匈人部落早期的发展概况
早期匈人部落是非常纯粹的游牧民族，匈人部落生活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移动性和分散性。
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在他的著作中写到：“匈人居住没有房屋，也没有固定的地点安家，没有法律条规约束着他们的行为。
他们依赖马匹，总是从一个地方逃离到另一个地方，如同流浪的犯人一样生活。”
他们对于定居生活和房屋没有概念，甚至对房屋有着抵触心理，古典文献中记载到：“他们认为与其进入房屋中生活，还不如离开部落流浪在外，匈人认为在屋檐下生活是危险而又恐怖的。”
与惧怕房屋相反的是，匈人部落对马匹十分熟悉，他们整日与马相伴，日常活动几乎都能在马背上完成。
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的记载中同样体现出匈人生活的移动性：“匈人几乎生活在马背之上......他们能够骑在马背上从事日常活动，日日夜夜呆在马背之上，他们不仅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饮食，甚至还能够伏在颠簸的马背上酣然睡去......
即使当整个部落聚集商议重大事件时，他们还是会呆在马背上。”他们不事农耕，以游牧为生，这一点古代作者也有所记载：“匈人从来不肯耕作粮食，他们甚至不愿触碰犁把。”
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匈人早期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文明程度较低。
政权分散
正是这样散漫的生活方式，使得匈人在政治上也难以形成集权，权利较为分散。
汤普逊（E.A.Thompson）在《匈人》一书中说到：“匈人自始至终都具有的独特特质便是叛逆与松散。”
在奥托·门琴海尔芬（J.Otto Maenchen-Helfen)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构成匈人的十四个主要部落中，有几个东边的部落就经常脱离控制而不听指挥，我行我素。
匈人在马背上夺取土地与奴隶，却“从来也没有想过在马背上去治理掠夺而来的土地。”匈人领袖在各个族群中依靠的统治权威是“匈人霸权的成功建立”。
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有着高度依赖领袖能力特点，为以后匈人部落的瓦解埋下了隐患。一旦领袖不能持续的获得战功，他的威信力将迅速下降，匈人部落内的凝聚力也会随之急剧消失。
游牧民族的匈人部落建立的政治形式与农耕民族的罗马帝国之间体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它体现出了这一时期亚欧大陆北部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政权组织形式的共性——即吸纳被征服的民族，保留他们的民俗与生活习惯，采取松散的政权形式来管理部落。
而这也是匈人部落政治组织上最显著的特征。
军事组织松散
在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留下的史书中记载到：“匈人的情绪阴晴不定甚至会毫无预兆的暴怒，常常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与盟友发生冲突。
这样的战斗一天可能发生数次，（但是）他们在打完之后不加调解也能和好如初。”这种随性而为的性格，注定了匈人的军事组织较为松散，带有显著的游牧民族特征。
匈人的军队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统一整齐的部队和受到严格有序的训练，他们作战时的攻守进退更多是依赖将领的才能。
骑兵部队是匈人军队制胜的法宝，他们的骑兵部队具有罗马帝国军队难以企及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匈人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按照步兵的方式作战，因为他们的双脚都无法平稳的立在地上。
可是他们驾驭马匹迅猛冲锋，突然如潮水一般奔袭而来，转瞬又如潮水一样撤退而去。
此外，他们还能做到在马背上骑射自如。凭借着上述这些优势，他们取得了多次战争的胜利，造成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杀戮。”
“马”与“匈人”成为了罗马帝国人心中不可分割的联系，匈人依靠平时对马匹的熟悉来作战，骑兵灵活迅速，随机应变。
匈人利用自己彪悍的骑兵与迅猛的战斗速度，在东进欧洲的过程中征服了诸多蛮族部落，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展示出了匈人军队强大的战斗力和优秀的机动性。
4世纪中后期，匈人部落向阿兰人发动了进攻，关于战争的起因，普利斯库斯记载是因为“一队匈人追逐雄鹿而进入到了阿兰人富饶的土地中，出于游牧民族对水草丰美地区的渴望，匈人发动了战争。”
关于这次战争，马塞里努斯记载到：“匈人部落横穿与格留图恩基人（Greuthungi）为邻的阿兰人的土地，他们大肆杀戮与劫掠民众，逼迫残存的阿兰人成为自己的盟友，与自己联合行动劫掠他人。”
阿兰部落选择成为匈人部落的盟友，在4世纪70年代初期，与匈人军队一起越过顿河袭击东哥特王国。
当时的东哥特统治者是赫尔曼纳里克（Hermanaric），他是个“极为好战的君主，因为众多各式各样的勇猛业绩而为周边民族所忌惮。”
这位领袖“降服了众多北方好战民族，迫使他们遵从东哥特人的法律，哥特人将他比作亚历山大大帝。”
但即使是这样有才能的领袖，也没有抵挡住匈人与阿兰人联军的攻击，东哥特势力迅速瓦解。在打败东哥特人之后，匈人部落并没有停下进攻的脚步，他们将矛头迅速调转，指向了西哥特人。
西哥特首领阿塔纳利库斯在得知东哥特战败的消息后，迅速布置防御以对抗匈人部落。
“他沿着达那斯提乌斯河岸，在格留图恩基人的护栅距离适中的地方修筑自己的营寨。然后他派遣穆恩里库斯（Munderichus）与拉加里马努斯（Lagarimanus）,还有其他高阶贵族（越过边境）二十里以监视敌人的前进方向。
因此阿塔纳利库斯得以不受干扰，可以专注于组建作战部队。”但即使西哥特人已经提早做了战斗准备，匈人仍利用游牧骑兵的机动性优势，采用大迂回战术奇袭西哥特人。
“匈人的行军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对方侦察兵的情报传递速度。”公元376年，匈人的攻击使西哥特人迅速逃离故土，他们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袭扰了泰法利人（Taifali）的土地。
但匈人却没有立刻乘胜追击，而是近二十年都没有再向多瑙河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入侵。
凭借着优秀的骑军，进入公元4世纪，匈人开始进攻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史书上开始频频出现他们的身影。
东罗马帝国被迫答应每年向匈人缴纳岁币，并允许匈人与罗马帝国进行互市贸易。公元433年，西罗马帝国将军埃提乌斯在宫廷斗争中为争取盟友，将潘诺尼亚行省割让给匈人。
公元435年，东罗马帝国迫于无奈与匈人部落签订了《马尔古斯条约》。
公元443年，匈人一路进攻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被迫与匈人签订城下之盟。
公元451年，匈人在高卢战争败于罗马帝国联军，匈人部落渐趋瓦解，次年阿提拉攻入意大利。
罗马帝国的发展概况
政局变动
狄奥多西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在他的葬礼上发表到：“皇帝狄奥多西没有消失，他附身在两个儿子身上，就算是已到天国，皇帝的眼睛也会片刻不离的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并保护着他们。”
这体现了罗马帝国在政权交接时的神权色彩。
即位之后，阿卡狄乌斯执掌东罗马帝国政权13年，霍诺里乌斯担当西罗马帝国皇帝28年，罗马帝国皇帝的更迭不再是由元老院和民众荟萃精英选拔而来，而是按照血统“君权神授”。
基督教为政治上的血缘继承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依据，而当权者也反过来维护促进宗教的传播。
皇位的世袭化使东西罗马帝国的统治逐渐带上了东方封建君主的色彩，首领周围开始出现独揽大权的大臣、阿谀奉承的宦官等形形 *** 的人物，宫廷斗争也随之而来。
公元395年，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率蛮族军队攻打东罗马帝国，色雷斯行省与达契亚行省惨遭掠夺蹂躏。
斯提里克带兵迎战，首战告捷后正打算乘胜追击之时，斯提里克收到了皇帝的命令，要求停止进攻。
诗人克劳狄安记述到：“斯提里克阅读了皇帝的敕令，当即目瞪口呆，然后抑制不住的愤怒从他嘴里迸出：’一定是那个胆小鬼搞的鬼！’
那个人是谁，就是不说全体将士也都知道。他就是以辅佐皇帝为名、独揽大权的宰相鲁非努斯。”
这些宫廷争斗消耗了官员精力，降低了罗马帝国办事效率，造成帝国行政指挥混乱。
边疆骚乱
五世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边疆开始面临着蛮族的入侵，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开始攻入罗马帝国境内。
公元375年，匈人进攻东哥特人，劫掠土地，抢夺奴隶，残存的东哥特人被匈人强迫加盟一同进攻西哥特部落。在匈人部落联盟的压力之下，西哥特人只能退往西方。
公元378年8月9日，瓦伦斯率罗马帝国军与西哥特人在亚德里亚堡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罗马帝国军队惨遭失败。
这场战争拉开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序幕。时值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际，西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趁火打劫，在公元401—402年时率军攻入米兰，后被西罗马帝国将军斯提里克击败。
虽然西罗马帝国这次防御成功，但仍没有逃过一劫。
公元406年12月，由汪达尔人、苏维汇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组成的一支混合军队劫掠了高卢和西班牙内地。
公元410年8月24日，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攻破罗马城防，洗劫了罗马城，他率领军队渡过波河（Eridanus），一路像是参加节日庆典一样轻松，没有受到任何罗马帝国军队的阻拦，所到之处遇到的堡垒和城市都被摧毁。
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萨丁尼亚和科西嘉，西班牙地区被西哥特人所霸占，高卢地区被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统治。
公元476年，最后一个罗马帝国君主罗慕路斯被蛮族废黜，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东罗马帝国又延续了一千年左右，直到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