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的海权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触发因素之一，谁能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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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提出制海权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关键，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马汉的海权论提出后迅速受到世界重视，引起了主要强国的一股“大舰巨炮”热潮，进而成为之一次世界大战的触发因素之一。
潜艇发展的契机
之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列强带来了惨烈的损失。战后，为了维持世界和平，减轻海军军备竞赛带来的沉重负担，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五个主要海军强国先后通过《华盛顿海军条约》（1922年）和《伦敦海军条约》（1930年）限制主力舰的建造。然而，不到10年以后，大战就再次爆发了。
1939年10月14日，德国海军U-47潜艇偷袭英国皇家海军基地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由此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40年11月11日，英国航空母舰舰队成功突袭意大利塔兰托军港中的战列舰，成为这一革命性变化的标志。日本也是率先建造和应用航空母舰的国家，偷袭珍珠港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原本充当辅助角色的航空母舰成为舰队中的主角，而数百年来称霸海洋的战列舰则走下了历史舞台，取得战果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海战也由单纯的“大舰巨炮”式的火炮对决转向水下、海面、空中三位一体的立体作战，航空兵、潜艇兵、陆战队、岸防兵成为海军的重要兵力，声呐、雷达、加密和解密等技术手段成为海战的重要工具。
在二战中，海战的规模和作战范围进一步扩大，海战的胜败对战争总体走势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与战事主要发生在欧洲的之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正是海洋将全球各地联系在了一起。二战全面地体现了马汉的海权理论，这场战争不仅是陆权的较量，更是海权的较量。
在这场全球战争中，单独一场战役的胜利远不能决定战争的走向，战役和战役之间互相影响，环环相扣；不仅在陆战与陆战之间是如此，在海战与海战之间、海战与陆战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迫使其孤注一掷地在太平洋与英美开战；大西洋上的护航运输船队为英国抵御德国的威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德意无法掌握地中海制海权使“沙漠之狐”隆美尔终于在北非独木难支。
此外，在整个二战海战过程中，如何在不同战场间分配有限的资源，也是各国决策者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例如，对马耳他补给线的争夺使英国不得不压缩大西洋护航舰队，也使德国用于大西洋破交战的潜艇被分流；而美军在大西洋上运输船只的损失，则制约了太平洋上瓜岛登陆的力量。
君特·普里恩的特殊行动
1939年10月，一如每年的深秋时节，欧洲的北海海域狂风肆虐、波涛汹涌，特别是在如此靠北的高纬度海域，风浪尤甚。德国海军潜艇U-47奋力游弋在汹涌的波涛中。在这艘潜艇小小的指挥塔上，站着三个人，他们拼尽全力，尽量站稳。狂风掀起黑色浪花上的泡沫，把三人打得浑身湿透，纵使他们穿着防水服，也无济于事。其中的一人正是这艘潜艇的艇长——31岁的君特·普里恩。
普里恩15岁时就在一艘商船上当客舱服务生，真真正正是在海上长大成年的。在早年的一次航行中，他曾经把一个试图恐吓他的水手揍翻在地，这名水手比他年长，而且比他高大强壮得多。终其一生，普里恩都把这次胜利看作自己人生中里程碑式的光荣时刻。年仅24岁时，普里恩就获得了水手长的执照，但那是在1932年，正值大萧条水深火热之际，因此他无法找到工作。
普里恩将这一切归因于《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以及懦弱无能的魏玛 *** 。内心的愤懑与痛苦促使普里恩加入了纳粹党。1933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的那一年），普里恩已经是缓慢复苏的德国海军的一名候补军官。6年后的此时，作为德国海军的一名上尉军官，普里恩正指挥着自己的潜艇，执行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
据普里恩后来回忆，他当时不得不紧紧倚靠在潜艇U-47的栏杆上，才能举起自己的“莱茨”牌双筒望远镜，向远方眺望，在灰色的大海与天空的边缘搜索，寻找一个可供辨识的地标。最终，在水天线上，普里恩发现了他的目标：奥克尼群岛。它孤绝于世，南眺苏格兰的最北端，环绕着英国皇家海军宽阔的锚地——斯卡帕湾。
虽然位置偏远，但斯卡帕湾却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命脉所在。“一战”期间的1916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舰队”（British Grand Fleet）正是从这里起航，在日德兰海战中与德国的“公海舰队”展开对决的。“一战”结束后，德国海军被扣押的52艘舰艇也是在这里自沉的。与位于朴次茅斯港以南的斯皮特海德（Spithead）海峡一样，斯卡帕湾也是英国皇家海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斯卡帕湾无与伦比的价值。来自北海或波罗的海的任何船只要想进入浩瀚的大西洋，要么经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穿过英吉利海峡，要么绕过苏格兰最北端，从斯卡帕湾附近海域驶过。另外，在斯卡帕湾，便于军舰停泊的水域面积十分宽广，超过100平方英里 ，足以停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海军舰只，而且还绰绰有余。石质岛屿星罗棋布，拱卫着斯卡帕湾。岸炮、航行拦阻链条、防潜网以及水雷场遍布斯卡帕湾内外。
如果舰船想进出斯卡帕湾，只有三条戒备森严的航道可以通行：西侧的霍伊海峡（Hoy Sound）、南侧的霍克斯海峡（Hoxa Sound），以及东侧狭窄的柯克海峡（Kirk Sound）。英国海军部认为，斯卡帕湾防御的唯一薄弱环节就是防空，因为斯卡帕湾恰好位于德国轰炸机的更大作战半径之内。
将近一周前，也就是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仅仅一个月后，驻守斯卡帕湾的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福布斯爵士获悉两艘德国巡洋舰——“格奈森瑙号”（Gneisenau）和“科隆号”——在9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冒险进入北海。福布斯随即命令麾下的本土舰队向这支德国舰队进击。一支由数艘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庞大英国舰队浩浩荡荡驶出斯卡帕湾，试图找到并歼灭这支德国舰艇编队。
此前，在两艘英国驱逐舰的护卫下，英国皇家海军的“皇家橡树号”（HMS RoyalOak）战列舰已经向北疾驶而去，前往奥克尼群岛与设得兰群岛之间的费尔岛海峡巡逻，准备在这个名字有些古怪的水域堵住这支德国舰队的突围路线。然而，这支德国舰队立即缩回了德国港口，出海对德舰进行围追堵截的众多英国军舰也因此返航，舰队主力停泊在了苏格兰西海岸的尤湾，因为那里已经超出了德国战机的有效作战半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则在驱逐舰的护卫下返回并停泊在斯卡帕湾。
4天后，1939年10月13日，普里恩通过自己的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斯卡帕湾的入口。U-47号潜艇从德国出发已经向北航行了很远的距离，然而无论是目的地，还是将要执行的任务，普里恩一直都守口如瓶，不肯向部下透露只言片语。但到了此刻，他的大副恩格尔贝特·恩德拉斯（Engelbert Endrass）终于忍不住了，斗胆询问普里恩：“我们这是要去‘访问’奥克尼群岛吗？”是时候告诉下属实情了。“沉住气，”普里恩对恩德拉斯说，“我们要进入斯卡帕湾。”
一战后各国海军力量的发展
U-47的任务可谓非常大胆，却并非年轻热血的普里恩海军上尉灵机一动想出的主意，而是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少将在柏林主持制订的周密计划。邓尼茨面容清癯、嗓音尖细，当时已经47岁。
1910年，18岁的邓尼茨就应征加入了德国海军，并在3年后被委任为军官。其后，他在水面舰艇上又待了两年，然后申请调到潜艇部队。1918年10月，正当邓尼茨指挥一艘德国潜艇在马耳他附近的地中海海域游弋时，潜艇轮机舱里发生了机械故障，迫使他命令潜艇上浮至海面。潜艇恰好上浮到了一支英国商船队中间，并被其护航舰艇包围。邓尼茨和部下随即被英军俘虏，在英格兰的战俘营中度过了“一战”的最后一段时光。尽管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也有可能正是因为这段经历），邓尼茨把余生都奉献给了德国的潜艇部队。
1919年，邓尼茨从位于英国的战俘营返回了德国。虽然《凡尔赛和约》严格限制了德国海军此后的规模，只允许德国海军拥有6艘老式战列舰、6艘轻巡洋舰和24艘吨位更小的战舰（驱逐舰和鱼雷艇），并全面禁止其拥有潜艇，但邓尼茨仍然愿意留在德国海军中继续服役，因为他坚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此后，他在德国海军各个部门中辗转任职。魏玛共和国的德国海军规模可怜，而且只有水面舰艇，邓尼茨一直在苦苦等待德国海军能够再次拥有潜艇部队。
事实证明，这段等待无比漫长：邓尼茨足足等待了15年。在这期间，他在数艘水面舰艇上服过役，累升至海军上校军衔，并指挥过“埃姆登号”（Emden）轻巡洋舰。虽然德国此时仍然没能重新拥有潜艇部队，但邓尼茨从不怀疑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在这段空白期中，德国人一直在秘密努力，保持乃至进一步发展了复兴潜艇部队所需的专业技术，一俟禁令解除，就能大力发展潜艇。在这期间，德国海军的工程师和建造人员以一家荷兰公司为掩护，试验潜艇的新设计方案，而一些德国公司则在为西班牙和芬兰制造潜艇。
早在希特勒1935年撕毁《凡尔赛和约》之前，德国就在积极试探其海军受到的限制措施的底线在哪里。之一次尝试是建造“德意志号”（Deutschland）战列舰。建造工作始于1929年，当各国代表于1930年聚首伦敦参加伦敦海军会议时，“德意志号”仍在建造中。尽管《凡尔赛和约》允许德国在其6艘战列舰过于老旧时建造新舰进行替换，但明确规定每艘新战列舰的排水量不得超过1万吨（而其他西方国家的战列舰的排水量已经三倍于此了）。
即便如此，“德意志号”的排水量仍比1万吨限额高出了至少20%。此外，“德意志号”11英寸口径的主炮和长达1万英里的巡航距离都表明，这艘战舰不是为近岸防御，而是为远海作战设计建造的。“德意志号”于1931年下水，该舰比任何巡洋舰都大，但比常规的战列舰小，因此被通俗地称为“袖珍战列舰”（pocketbattleship），或者从德语翻译过来，被称为“装甲舰”（armored ship）。
建造“德意志号”已经轻微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海军的限制，这就像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玩起了体育场上的小伎俩：脚稍稍踩线，如果不被警告或惩罚，就得寸进尺，更进一步。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正式提出 *** 。德国因此很快又建造了两艘袖珍战列舰。 这三艘袖珍战列舰与两艘新建造的巡洋舰——“科隆号”和“卡尔斯鲁厄号”（Karlsruhe）一起，成为德国海军复兴倡导者们“希望与精神重生的象征”，而邓尼茨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卡尔·邓尼茨一直是忠实而狂热的潜艇支持者。到1939年9月二战爆发时，邓尼茨已经是德国潜艇部队的总指挥。此外，二战期间，他还经常敦促希特勒将潜艇的建造列为德国战时经济的重中之重。
1935年6月，一俟《英德海军协定》签订，德国就加快了复兴海军的步伐，特别是开始建造自己的之一批潜艇。在“一战”期间，德国的潜艇部队几乎把英国人逼到因粮食短缺不得不投降的境地。英国此时之所以能容忍德国潜艇部队的重生，主要是因为英国的科学家已经研发出了一种新式的反潜武器。这种武器被称为“潜艇探测器”（Asdic），其名称是“反潜艇侦测调查委员会”的英文缩写，正是这个委员会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并助力研发出了这一武器。通过不断重复发射声波脉冲，测量回声信号并记录回声返回的时间，潜艇探测器能定位并追踪在水下活动的潜艇。
后来，美国也开发了一项类似的技术，将其称为“声呐”（sonar，即“声音导航和测距”的英文缩写）。不过，在这一领域，英国整整领先了美国10年，因为这项技术对英国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潜艇探测器发明之前，只有在看到附近的商船被鱼雷击中而爆炸时，水面舰艇上的海军官兵才会意识到附近有潜艇出没；
有了潜艇探测器，海军官兵就能发现并追踪在数千码 之外活动的潜艇。在有些人看来，随着潜艇探测器的出现和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潜艇已经变成一种完全过时的反舰武器。在1936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英国海军部宣称，由于潜艇探测器的问世，“潜艇再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我们在1917年时面临的麻烦了”。然而，后来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这样的结论太过乐观了。
《参考文献》
冈特·普里恩，《我在皇家橡树上漫步》（伦敦：格雷斯旅馆出版社，1954年），15-121页。
安格斯·康斯塔姆：《英国大舰队安克雷奇的防御》1914-1945（牛津：鱼鹰出版社，2009年）。
斯蒂芬·罗斯基尔，《海上战争，1939-1945》（伦敦：女王文具办公室，1954年），1:70-74。
卡尔·邓尼茨，《回忆录：十年二十天》（安纳波利斯：美国国家情报局，1958195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