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三国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理念有何特点？
文|木木
编辑|观星
两宋史家的经世致用理念在三国史研究中有突出表现，具体表现在“兴衰之鉴”、“正闰之辨”与“边防之策”三个层面。
立足于“兴衰之鉴”的三国史研究，主要通过三国史书编纂与史事评论的方式，总结蕴含于其中的君臣之道、礼乐教化、刑罚律令等与国家治乱兴衰的关系，达到以史资治的目的。
以“正闰之辨”为目的三国史研究，聚焦于魏、萄正统问题的争论和诠释，为两宋政权的合法性建设提供依据。
在“边防之策”目的下，宋人借由分析三国战事的战略得失、攻防要领、地理形势等，以期为现实边防守御提供借鉴。
三国史学中的经世致用理念，成为观察两宋史学时代特征的重要视角。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将经世致用理念融人史学研究之中，是两宋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即是史家注重经世致用理念的清晰表达。
两宋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其中关于魏、蜀、吴三国历史的编纂、评论等尤为突出。
我们看到，两宋史家对三国史的研究，就知识层面而言，主要包括对《三国志》等史书的著录、考据、整理等，以史料考证和史籍保存为目的。
除此之外，两宋的三国史研究重视以三国史事为研究对象，进行史事的评判、援引与效法等，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资治、正统构建和军事防御等需求，体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理念。
揭示两宋三国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理念，可为观察宋代史学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兴衰之鉴
从历代王朝的兴衰演变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施政提供镜鉴，是历史研究中经世致用理念的重要体现，是为“兴衰之鉴”。
三国为政治分裂与政局动荡之时，两宋史家从中挖掘关于王朝兴衰成败之缘由，以供现实政治取鉴。史载，宋真宗在与大臣谈到三国史事时，就认为其“君臣善恶，足为鉴戒”。
大臣杨亿也称，如《三国志》等所载史事乃“圣人之垂教，或良史之立言”。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编纂三国部分时强调：“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可以说，取择关于国家兴衰之事，以古鉴今，是推动两宋时期三国史研究繁荣的关键因素。
同时，两宋史家在三国史研究中追求“兴衰之鉴”之意，也通过史书修撰和史事评判的方式体现出来。
三国帝王的君道规范为宋代史家反复强调，这是关乎治乱兴衰的关键，其中为君之道中的“德义”尤为重要。
司马光《稽古录》评价刘备称：“昭烈以败亡之余，羁旅汉南，而能屈体英杰，要结同志，摧诅勅敌，因败为功；颠沛之际，不忘德义，美矣！”
刘备虽经败亡，然其“德义”为司马光所称道。对三国帝王的“不君”行为，司马光也会予以指责。如针对魏文帝辱于禁一事。
《资治通鉴》评曰：“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司马光批判魏文帝的“不君”行为，为当时统治者的君德修养提供了一个反面案例。君主任用人才是否得当，是关乎国家盛衰的重要因素，这在宋代史家的三国史研究中有深刻分析。
如胡寅称：“玄德襟度夷旷，磊慕落落，与孔明兼君臣师友之契，三代以还，未见其比也。”对刘备任用诸葛亮一事给予了极高评价。史家将曹魏灭亡的原因归于任人不当。
两宋史家通过揭示三国帝王君道修养、人才任用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对宋代帝王的君道规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特质的体现
宋代史家在三国史研究中特别重视为臣者的仁义、忠义等特质，这在三国史书编纂与史事评定中多有体现。
如在《册府元龟》的编撰过程中，宋真宗针对三国魏将张杨收入“仁爱门”一事，认为“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
遂责令编修官将其剔除出“仁爱门”，体现出真宗君臣对为臣之道“仁”的重视。与仁义相应的还有忠义、正义等。
戴少望《将鉴论断》评诸葛亮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
史家有意凸显诸葛亮仁义、才能与忠义兼备的特质。朱熹则通过“修正”《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一些具体细节，强调诸葛亮的“正义”行为。
朱熹称：“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人寇’。”
因此，他在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将《资治通鉴》所称诸葛亮“人寇”改为“北伐”，强调诸葛亮军事行动的正义性。这是史家在三国史研究中重视史学“训诫”功能的具体表现。
宋代史家在总结三国兴衰事迹时，高度重视礼治教化的作用。
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曹操拒绝“拥立”后，即以“臣光曰”的形式强调了礼乐教化的作用。
其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曹操不敢废汉自立，正是受制于礼乐教化的约束。
作者又在《稽古录》中强调：“汉室不纲，群雄麋扰，乘舆播荡，莫之收省，太祖独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则其名义固足以结民心矣。”
显然，司马光将曹操不敢代汉自立的原因归结为重“名义”的结果，从而将礼乐教化的功用提高到关乎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宋代史家的三国史研究中，刑罚律令的作用被反复强调。
针对诸葛亮治蜀刑罚严峻，胡寅分析道：都护李平同受遗诏，平后挟诈自营，无优国之事。侍中廖立徙长水校尉，因怏怏怀恨，疵毁乱群。
亮表废平、立为民，平徙梓潼郡，立徙汶川郡。后闻亮卒，平发病卒。立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或谓亮之致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伯氏夺邑，没齿无怨言而已哉。
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通过诸葛亮刑罚严峻而国人悦服的例子，突出了刑罚律令的作用。
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亦称，诸葛亮“至或有罪，虽人幕上宾如马谡，流涕斩之而弗释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废放，没齿怀德”。与此相对应，对魏文帝的滥刑行为，宋代史家则进行指责。
如胡寅称：“鲍信于父为有功之臣，鲍勋于己为忠谏之士，乃以私憾假公事而杀之，公卿劝止而不听，廷尉固执而不许，滥刑如此，难乎其永世矣。”
这即是说，宋代史家所强调的刑罚律令的作用，关键在于施刑严而不滥、严而不妄，这是他们从三国历史兴衰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
以上可见，宋代史家的三国史书修撰与史事评判中，蕴含着“兴衰之鉴”的深刻用意，史家重视取择这一时期有关国家兴衰事迹，或作为正面例证进行取法，或作为反面案例引以为戒。
三、经世致用理念
史著中尤其重视总结君臣之道、礼乐教化及刑罚律令等在三国治乱兴衰中的作用，将三国史研究的经世致用理念充分体现出来。
“正统之辩，昉于晋而盛于宋。”强调正闰之辨是两宋时期史学的突出特点。对三国魏、蜀正闰问题的争议与诠释，是两宋史家三国史研究中经世致用理念的深刻体现。
两宋史家的三国正统争论与诠释，突出表现为北宋“尊魏”与南宋“志蜀”。
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人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我们看到，北宋时期的三国史研究，基本继承了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的做法，以回护宋太祖的“代周”事实，并为北宋政权提供合法性资源。
宋室南渡，在王朝“赓续”的时代主题下，史家通过评价陈寿书法曲直和改写《三国志》等方式，为南宋政权的正统地位建构提供历史资源。
宋太祖的立国方式与曹魏相似，北宋史家的三国史研究中对此多有回护之意。
宋初编修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中，史臣通过设置“帝王”“皇王”“偏霸”“僭伪”等部类，以区分王朝正闰问题。
其中《太平御览》将三国曹魏置于“皇王部”，以蜀汉、孙吴入“偏霸部”；《册府元龟》依然强调“粤自正统，至于闰位”的编纂理念，将曹魏人“帝王部”。
吴、蜀置“僭伪部”，显然是以曹魏为三国正统。北宋中期，如欧阳修、苏轼等《正统论》皆主张以曹魏政权为正统。
司马光等编撰《资治通鉴》时，正闰观念仍然左右着该书的框架设置和历史叙述。对三国正闰问题的处理，《资治通鉴》以曹魏接续东汉，以曹魏年号纪年叙事。
对此，司马光的解释为：“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之后，司马光在《稽古录》中重申“魏取天下于盗手，而非取之于汉室也”，以回护曹魏代汉的历史事实。再如宋庠所撰《纪年通谱》称：“魏以土承火，故改元黄初，以承其运。”
依据“五德终始”说对曹魏的正统地位进行检释。上述史书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区别正闰的意识极为明显。两宋之际，史家的三国正统观逐渐发生改变，曹魏正统说开始受到挑战。
着眼于纠正陈寿《三国志》正闰偏颇，唐庚撰《三国杂事》对曹魏正统说质疑。
作者自序称：“刘备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
可以看出，唐庚对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的做法极为不满。此书成书于北宋末年，显示出这一阶段史家旨在重新厘定魏、蜀正统的修史目的。
再如胡寅《读史管见》中三国部分的纪年处理，以蜀汉昭烈帝章武元年（221年）起，止后主炎兴元年（263年），再以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相接。
该书对《资治通鉴》以曹魏年号纪年叙事的改变，明显体现出在三国正统立场上与司马光相左的倾向。南宋中后期，史家以蜀汉为三国正统成为主流趋势。
为改变《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以魏为正的做法，这一时期三国史书改修、新修活动蔚然成风。以“明微扶正”为目的，张栻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撰成《经世纪年》。
张栻称：“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诸葛亮相之，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
从其纪年选择来看，显然是以蜀汉为三国正统。张栻还称：“献帝虽废，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武侯辅之，汉统未坠地也。”
而《资治通鉴》乃“以魏年号接汉献之统，故其所书名不正而言不顺”。于是他裒集《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注等史料，撰成《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
张栻所撰《经世纪年》《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以蜀汉年号纪年叙事，就是为了修正《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以曹魏为三国正统的做法，进而“扶正”蜀汉的正统地位。
南宋史家以纠正《三国志》的正统观念为目的的修史活动日渐兴盛。萧常改修《三国志》为《续后汉书》即是其中一例。
与《三国志》不同的是，该书纪年“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
体例上以蜀汉昭烈帝、少主人“帝纪”，将魏、吴君主编入“载记”。可见，重新厘定三国正统是萧常《续后汉书》的编撰意图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