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巷名称中的明代王侯将相往事（二）
◎申哥
广宁伯街与刘荣抗倭比戚继光等人要早一百多年
西城区金融街的朋友，一定不会对“广宁伯街”“武定侯街”这两个名字感到陌生。至于“广宁伯”“武定侯”是谁，或许就很少有人说得清了。那么，咱们就先来聊聊广宁伯家族吧。
永乐年间这一代广宁伯，名曰刘荣，别看在我国历史上名声不显，但却是一位抗倭名将。
年轻时的刘荣，身材高大、多智略，先后得到徐达和朱棣的器重。永乐十七年（1419），担任辽东总兵官的他曾在望海埚大捷中斩杀倭寇千余人，俘虏数百人。这大概是明初以来对倭寇围剿的首次大捷。此战之后，数十年倭寇不敢大规模入侵辽宁沿海，从而使渤海湾北部区域肃清一时。当地百姓甚至给刘荣建祠祭拜。有历史学者指出，刘荣应被称作明朝之一位抗倭名将，比戚继光等人要早一百多年。
收到来自辽东的捷报后，朱棣大喜，把刘荣召回京师慰劳，封广宁伯，子孙世袭，食禄一千二百石。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刘荣一直冒用自己父亲“刘江”的名字，待功成名就，他才改回自己的名字。
刘荣之所以被封为广宁伯，因其镇守着的是明代军事要塞广宁。此地至清朝为广宁府，民国时期改称北镇，一直延续至今。
永乐十八年四月，刘荣病逝于辽东任上，朝廷追封为广宁侯，谥忠武。他的广宁伯爵位由子孙承袭，总共八世十二代，至明亡才绝。
武定侯街与郭英朱元璋麾下少有的“得以善终”之人
“广宁伯街”往北不远，还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大街，名曰“武定侯街”。这条街的名称来自另一个明代的勋臣家族——武定侯郭英家族。
实际上，作为之一代武定侯的郭英，根本没来过北京。而就是这个郭英，乃是生性多疑的太祖朱元璋麾下诸多臣僚中少有的一位“得以善终”之人。
郭英的父亲郭山甫，据说有相人之术。他认为朱元璋的相貌“贵不可言”，于是让两个儿子（郭兴与郭英）追随朱元璋，还将女儿郭氏嫁给了朱元璋。此后，郭氏兄弟便成了朱元璋的贴身警卫。朱元璋唤郭英作“郭四”。在建立明朝、统一华夏的过程中，郭兴、郭英先后跟随朱元璋、徐达等攻打陈友谅、张士诚。郭英更身历大小百余战，伤痕遍体，却从不因伤解甲归田。洪武十七年（1384），郭英被封为武定侯。“靖难之役”时，郭英作为建文帝一方参与战斗。朱棣登基，郭英虽遭罢官，但未被深究。
郭英于永乐元年（1403）去世，追赠营国公，赐谥“威襄”。
根据一些文献记载，郭英家族来北京居住，始自郭英的五世孙郭勋。郭勋于正德三年（1508）承袭武定侯爵位。待嘉靖朝的“大礼”之争，善于揣测帝意的郭勋，处处替嘉靖帝说话，从而大得宠幸。郭勋被委派为监督禁军，加封太师，晋升翊国公。武定侯街23号就是他的宅第。而今保留下来的，是一座三进院的四合院，坐北朝南。东为花园，有北房和西房，房前为假山，山上有亭。
数百年过后，“东陵盗宝”的主谋、军阀头子孙殿英还将这里做过自己的寓所。
西四北七条原名泰宁侯胡同居住着勋臣陈珪家族
而今的西四以北地区，并排分布着八条以数字为序的胡同:西四北头条至西四北八条。最初形成时，这八条胡同的名称分别是驴肉胡同、帅府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石老娘胡同、燕山卫胡同、泰宁侯胡同、武安侯胡同。其中泰宁侯胡同居住着勋臣陈珪家族。
洪武元年(1368)，陈珪跟随大将军徐达扫北，在攻占元大都等战斗中屡立战功，从而得到太祖朱元璋的褒奖。当然，还有一个人，对陈珪也甚为赏识，便是燕王朱棣。待“靖难之役”后，陈珪为泰宁侯，府邸在西四北七条内。此后，陈珪出任北京都指挥使司，负责北京城及皇宫的营建工程。都指挥使司这一职务，主要是管理辖区内各处卫所与各项军务，是地方更高军事领导机构，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且听命于兵部，就相当于如今的省军区。
陈珪营城，不辞劳苦，兢兢业业，以致积劳成疾，于永乐十七年(1419)四月病逝于泰宁侯府中。此时的北京城营造工作，尚未完成。
得知消息的朱棣十分难过，追赐陈珪为靖国公，并谥忠襄。据史料记载，作为一等爵位的“靖国公”封号，有明一代仅三人。除了陈珪之外，还有南明时期的黄得功、袁宗第。
陈珪后裔总共9代14人，相继承袭过泰宁侯爵位，直至明朝灭亡。
明清更替，泰宁侯胡同的名称仍在沿用。清乾隆时期的《京城全图》中，标有“太宁侯胡同”字样，其中的“太”字实乃“泰”的简化。及至道光时期，因避讳皇帝旻宁之名，胡同名称被改为“泰安侯胡同”。在晚清的地方志中，“泰安侯胡同”亦被记作“太安侯胡同”。民国时期沿用此名。到了胡同名称规范化的1965年，因这里是西四路口西北侧自南往北数的第七条胡同，于是定名“西四北七条”。这倒也省事。
西四北八条与郑亨家族已散，胡同名称尚存
与勋臣陈珪家族为邻的，是居住在而今西四北八条的武安侯郑亨家族。当然，彼时的西四北八条，也叫作“武安侯胡同”。郑亨来自军旅世家，其父郑用因追随明太祖征战有功，累封至大兴左卫副千户。郑亨子承父职，并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受命前往鞑靼宣谕，冒着风险远赴斡难河，顺利完成任务，回朝之后被升为密云卫指挥佥事。
靖难之役开始不久，郑亨率部降于燕王朱棣，随后为朱棣征讨建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待朱棣登基，论功行赏，郑亨名列功臣榜第五，进而升任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加封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武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获赐铁券，并留守北平。此后，郑亨一直在替朱棣镇守要塞、征讨北元。
朱棣去世后，郑亨继续为仁宗朱高炽镇守大同。他在大同率军屯田，加强守备，解决大同边患。郑亨善于安抚士卒，以聚敛民财为耻。一同镇守大同的太监扰乱军纪，被他依法制裁。这个太监虽不高兴，但当得知郑亨死讯，却为他哀伤惋惜。
宣德九年（1434），郑亨病逝于大同，终年79岁，被宣宗追赠漳国公，赐谥“忠毅”。郑亨去世后，他的爵位传袭了七世八代，直至明亡。
清军入关，武安侯家族已散，然“武安侯胡同”名称尚存。不过，到了清中叶以后，名称已变为“五王侯胡同”。从“武”变为“五”，或出自当地居民对于前朝往事的重新演绎。1965年，胡同最终被定名为“西四北八条”。
定阜街与徐增寿其父是徐达，“增寿”为朱元璋赐名
喜欢漫游后海一带的朋友，肯定熟悉“定阜街”的名字。在定阜街路北，能够见到中西合璧、气势恢宏的辅仁大学建筑，也可以看到庆亲王府的高墙。这条街的东端，与柳荫街和恭亲王府相连；西端则与德胜门内大街“麻花大院”、护国寺街的梅兰芳旧居隔街相望。
“定阜”何解？这条街巷于明代被称作“定府大街”。得名的原因，是定国公徐增寿的府第在此。清乾隆时，这里被称作“定府楼街”，清末又改回原称。民初将“府”谐音为“阜”，无甚道理。1965年整顿地名，去掉“大”字，于是便成了“定阜街”。
徐增寿是何人？他的名气要远远小于他的父亲，也就是替朱元璋扫北、攻入元大都的明朝开国之一功臣徐达。
少年时代的徐增寿长相清秀，眉宇秀朗，他随父亲徐达入宫觐见，朱元璋对其十分喜爱，于是赐名“增寿”。青年时期的徐增寿被选为朱元璋的勋卫带刀侍从。据说徐增寿为人谨慎诚实，很少犯错误。
徐增寿在官场上顺风顺水之际，结识了自己的一位终生挚友——燕王朱棣。洪武二十三年（1390），徐增寿奉命跟从燕王朱棣出征胡寇乃儿不花，并立下战功。朱棣对徐增寿颇为赏识，徐增寿也非常敬重年轻的燕王。又因徐增寿长姐徐氏为朱棣之妻，徐增寿对朱棣也多了一层好感。
建文帝即位后，怀疑燕王朱棣反，曾向时任右军都督府左都督的徐增寿问询。徐增寿言道：“燕王和先帝（建文帝的父亲朱标）同气，富贵已极，怎么可能还造反呢？”
靖难之役开始后，身在南京的徐增寿经常为远在北平的朱棣通风报信，密告京中部署。久而久之，便被建文帝发觉。朱棣大军攻至南京时，建文帝当面质问，徐增寿不能回答。建文帝大怒，亲手持剑将其诛杀在右顺门庑下。随后，建文帝亦不知所踪。
朱棣登基后，加授徐增寿为钦承父业推诚守正武臣勋号、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进封定国公，子孙世袭，定岁禄二千五百石。这可是永乐朝首个被封赠的功臣，谥号“忠愍”。
徐增寿被追封的定国公爵位，由其子孙世袭，共历九世九代，至明亡而绝。
三不老胡同与郑和明清时期经历了多次更名
在散文家北岛的《城门开》中，专以一节篇幅来介绍他所居住的三不老胡同1号：“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唯有假山，如瞎眼证人。”“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那时候，在1号大院里，尚留存着土岗和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后来，太湖石被搬运到军事博物馆，大院里的孩子们为此还很失落伤感。
三不老胡同在明清时期经历了多次更名。明代中期以前，这里名为“三保老爹胡同”;至明代中后期，更名为“三宝胡同”;在《乾隆十五年北京城图》中，标注为“三佰老胡同”;而于清后期《京师坊巷志稿》里，则开始称作“三不老胡同”。
这里初名“三保老爹胡同”，或与郑和驻地关系极大。郑和原本姓马，小名三保(宝)。而“三保（三宝）太监”是郑和的官称，此名或源自受宠太监的三件“宝物”金印、玉带和银牌，或来自郑和信仰佛教时所皈依的佛、法、僧“三宝”，且与他的小名契合。至于“老爹”二字，则是时人对年老者的尊称。彼时的民众，不会表现出对于太监的蔑视，更何况对于郑和这样的受宠太监。
其实，郑和曾经居住的宅邸在国内至少有三处，一是云南晋宁县的出生地；二是南京白下区马府街的南京太守住所；三是“三不老胡同”内的寓所。而今，云南、南京两处故居（旧居）都以遗址公园的面貌与公众开放。
至于三不老胡同内的郑和府，文史界较为公认的说法是指向1号大院。此中缘由，除了北岛文章的记述，或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三不老胡同全长270多米，然位于路北的1号大院竟有190多米长，占据整条胡同长度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外，1号院距离元明古刹护国寺山门不过五百米。而郑和的恩师姚广孝主掌的僧录司，就设在护国寺中。而郑和所任职的内官监，也在距此不远的恭俭胡同内。
或许，我们已经很接近真相了。
宣城伯府后街与卫颖灵境胡同西段曾以其爵位命名
距离西单不远处，有一条灵境胡同，被称作“京城最宽的胡同”。站在胡同西口，手持北京的历史地图，你会发现：胡同西段于明代是以“宣城伯后墙街”来命名的。这段街巷，往东延至西皇城墙拐弯处。“后墙街”东段路北，坐落着规模庞大的灵境宫。彼时，也没有什么“灵境胡同”的名称。
话说回来，这宣城伯究竟是谁？之一代宣城伯的名字，叫做卫颖，他在明正统年间担任济南卫指挥使的职务，后被调入京师，继续担任军事守卫工作。到天顺元年（1457），一个突发性事件不仅改变了卫颖的人生，也彻底改变了其家族未来的命运。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夺门之变”。
卫颖在“夺门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带着一哨人马闯入关闭已久的南宫（如今欧美同学会等区域）。南宫之内，软禁着太上皇朱祁镇，也就是正统帝。据说，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卫颖带人奋力叩打南宫大门，然无人应答。卫颖无奈，下令用大木强行撞门。随即，宫门及部分宫墙被撞塌，兵士们一拥而入。有意思的是，处于南宫深处的朱祁镇，竟然没有听到外面的闯宫之声，还在秉烛读书。
此事过后，朱祁镇复辟为帝，年号天顺。所以在明代历史上，所谓“正统帝”与“天顺帝”，实乃同一人。由于“夺门之变”的功劳，卫颖被封为宣城伯。之所以冠“宣城”之名，只因其曾镇守宣府。待弘治十一年（1498）卫颖去世，皇帝追赐其宣城侯，并赐葬在京西模式口的法海寺南侧。
宣城伯的爵位，先后传袭七代八人。到崇祯十七年（1644），末代宣城伯卫时春，怀揣免死铁券，带着全家投井殉国。清军入关后，宣城伯府荡然无存，“后墙街”也汇入了灵境胡同。
石大人胡同、石驸马大街与两位石姓权贵有关
新文化街的得名，源自对新文化运动的纪念。而这条街得以更名的部分原因，在于鲁迅先生曾执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当然，在“新文化街”的名称出现前，这里原名石驸马大街。只因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的长女顺德公主下嫁给昌黎人石璟，其宅第又位于此街之上。
石驸马大街的名称，一直延续到1965年。
这位“石驸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此人名叫石璟，出身于行伍世家。他的曾祖父石彦中，曾在通州当兵。祖父石名生，则随朱元璋征讨元军，荣立七次战功，被授予武略将军、德州卫副千户。此后，石璟父亲石林正参与靖难之役，因立下不少战功，被任命为府军前卫，带全家迁至京师居住。
正统二年(1437)，19岁的石璟与宣宗长女顺德公主成婚，封为驸马都尉。石驸马被岳父委以重任，掌管宗人府金书玉牒(掌管皇家族谱的官员)兼总禁卫貔虎之师(皇帝亲兵)。此时的石璟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亦不仗势欺人。闲暇时候，还会与儒生商榷古今，诗酒唱和。成化十五年(1479)，石驸马以疾终于正寝，享年61岁。
以明代王侯将相命名的胡同中，不仅有过“石驸马”胡同，还有过一条“石大人”胡同。这条“石大人”胡同，便是民国之后更名的外交部街胡同。
那么这位“石大人”又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石亨，可算得上明朝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年轻时的石亨由于抵御瓦剌有功，得到朝廷赏识。正统六年（1441），石亨向英宗朱祁镇上言：边关军饷难以凑足，朝廷若能发给耕牛、种子，让军队开垦边塞土地，每年可以增加军粮18000石，这项建议被英宗欣然接受。次年，石亨又奏请朝廷，让驻军在大同西路边境地区修筑堡垒，囤积粮草，也被朱祁镇采纳。
石亨一生最为风光的，大体有两件事。一件是参与了正统十四年(1449)的北京保卫战。石亨被于谦委以重任，大破瓦剌军。次年，石亨在大同再度打败瓦剌军，从而获得世袭诰券，后被明代宗朱祁钰加封为太子太师。
如果石亨至此退隐江湖，他的一生还是可圈可点的。然第二件事，却搞得他名声很臭，那便是“夺门之变”。虽然石亨是支持明英宗朱祁镇的大功臣，但并没落个好下场。明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带领数千兵士将朱祁镇拥上了奉天殿，随即废掉明代宗朱祁钰，之前朱祁钰对石亨也算不薄，除了官职爵位，还赐给他一处富丽宏伟的宅邸。然石亨还没在宅邸里住习惯，就挑头把朱祁钰从帝位上拿下了。换上来的朱祁镇，对于黄袍加身之事又喜又惧，喜的是自己重登大宝，惧的是石亨等人已经有能力参与皇位更替了。据说，就在朱祁镇重新登基之后未久，一日，他于紫禁城翔凤楼上看到石亨的宅邸，遂问随行的恭顺侯吴瑾：这是何人宅邸？吴瑾说：“那一定是座王府。”朱祁镇知晓这座府邸的主人是谁后究竟是怎样的心理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是，石亨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果不其然，时间仅仅过了四年，明英宗朱祁镇便将石亨、石彪叔侄以“图谋不轨罪”抓进监狱。紧接着，石彪被杀，石亨则死于狱中，他的府邸，也被皇帝下令查抄了。
石亨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命也没了，只是“石大人胡同”的名称一直留存，直至北洋 *** 外交部入住于此。
供图/申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