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东坡：除了政治智商不行，其他都很行的苏轼
编者按：之前所写的《泥马渡康王：除了人品不行，其他都很行的宋高宗赵构》一文当中，被读者找到了一个bug。不过，苏轼可没有这个bug。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夜晚，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密州城内（今山东诸城），知州大人酒意正酣，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散发着中年男人的魅力。
兴起时，唤童子拿来纸笔，挥洒之间写下一阙《水调歌头》，然后交给正眨着星星眼的姬妾王朝云现场演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自此，世间再无咏月之词。
01
此时的苏轼，因与当权变法者王安石政见不同，而被贬谪外放。
在朦胧醉意中，苏轼不由回忆起嘉祐二年（1057年）刚中进士候，汴京城中一片美好的平和世界。
当时正是仁宗在位，在中进士后又在欧阳修推荐之下，与弟弟苏澈共同参加制科大考，成为“百年之一”。后来又通过学士院试，任职直史馆。
这是他人生当中最为快乐的日子，繁华富庶的汴京城，令他流连其中。尤其是九桥门一带，酒楼林立、绣旗招展，遮蔽天日，酒醉之后登上樊楼更是可以俯瞰整个御街和龙亭花园。
北宋东京樊楼的梦幻繁华
然而，治平三年（1066年），父亲苏洵病逝，苏轼与弟弟苏辙扶柩还乡，守孝三年。期满还朝之后，正值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势不可挡，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也只能暂避锋芒。
而刚刚有过三年朝堂空白期的苏轼，可谓“优势在我”，完全可以不必趟这个浑水。
苏轼之前在福昌、凤翔有过地方任职经历，所以他很明确的知道新法存在的弊端，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上书直陈。这让原本很赏识苏轼的王安石，感到非常愤怒。
很快苏轼就收拾东西离开汴京，外放杭州通判，三年后改任密州知州。
02
苏轼曾作一篇《洗儿歌》：“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认为只有“愚且鲁”才能做公卿。而自己之所以做不了公卿，就是因为太聪明。
这个，说对也对，苏轼如果不是聪明人，那世间就没有聪明人了。
实话实说，苏轼真的什么都很行！是历史公认“绝无仅有的通才”，有“千古之一才子”的称誉。
文章：他位列唐宋八大家，而且苏文是宋文中成就更高的一家。
诗：他是“元祐”诗坛代表人物，是苏诗把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乃北宋诗坛之一大家。
词：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还要超过苏文和苏诗，首开宋词豪迈先河，并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提出词“为诗之苗裔”，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
书法：“苏黄米蔡”，名列宋代四大家。苏轼的书法自成一格，充满起伏跌宕的气韵之美。
《寒食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
绘画：苏轼在中国绘画美学思想上的重要人物，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文人画”的奠基人。
《枯木怪石图》：在2018年佳士得香港秋拍，以4.636亿港元成交
音乐：苏轼的家庭属于音乐世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十分精通古琴演奏，而苏轼尤其擅长七弦音乐，在音乐方面具有独到的造诣，著有《杂书琴事》、《溪山琴况》。
烹饪：所创的“东坡肉”至今仍是名菜。
医学：对《伤寒论》《千金要方》等医学典籍都精深研究，著有《苏学士方》，后来和沈括的《良方》被合编成《苏沈良方》。贬谪黄州时正逢瘟疫横行，以“圣散子”活人无数。
佛法：苏轼曾潜心修禅，在佛学研究方面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对佛禅义理有深入理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苏轼与北宋名僧佛印可谓相爱相杀。
经济学：苏轼在经济领域方面有杰出的贡献，首创“穷人经济学”，被当代经济学家张五常所推崇。
公共治理：苏轼在各个地方的官声都极好，发掘人才、重视生产，积极推动民间的经济贸易发展。至今海南儋州仍存“东坡田、东坡井、东坡桥、东坡路、东坡帽”，甚至连语言都有“东坡话”。
基建达人：“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曾主持修建过多条长堤，并亲自设计施工草图，其中杭州西湖的“苏堤”至今仍在。
杭州西湖的苏堤春晓
说了上面这些，就完事儿了吗？
NO！
正所谓“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的永远的苏东坡”。
苏轼还擅长农业、园林、军事、盆景、制墨、教育、酿酒、经义、方言、楹联、算术、服装设计、房屋建筑、木工、雕刻、冶铁，等等等等。
而且不是简单涉猎，而是无一不精，无一不能。
是创客，是引领时代风尚的潮人。
03
苏轼确实什么都很行，但就是政治智商不行。不但不行，甚至就是负数。
在王安石变法风头正盛的时候，他上书反对。于是被列为“旧党”，被贬谪外放，辗转多地。
更是在元丰二年（1079年）担任湖州知州时，发生“乌台诗案”，如果不是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再加之有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多个重量级人物出手相救，估计当时就凉了。
而到了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以高太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旧党自认苏轼是自己人，于是抛出橄榄枝，遂得以还朝，任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如无意外，苏东坡的仕途这是进入快车道了。
然而，苏轼发现旧党尽废新法之后，感觉并不妥当，因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于是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并抨击旧党执政之后的腐败现象，由此触怒了司马光与高太后。
自此开始，“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
再次被贬谪外放。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之后，新党再度起势。然而对苏轼却更加不友好，先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再贬到儋州（今海南儋州）。
一直到宋徽宗即位，在元符三年（1100年）召苏轼还朝。然而造化弄人，苏轼在北归途中逝世于常州（今江苏常州），享年66岁。
纵览苏轼一生，生长于眉州，成名于汴州，除了仕途起步期的福昌、凤翔之外，就是贬谪各地：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常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宁州、惠州、儋州、琼州、廉州、舒州、永州。
真正的天南海北，完全可以为相声演员凑出一段“贯口”。
事实上，即使苏轼没有逝世，此次还朝也必然没有好结果。王安石、司马光对苏轼仅限于政见不合，二人的人品还是方正的。徽宗时期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当权，苏轼岂能不喷？
可能，到时候就不仅限于贬谪了。
04
某次饭后苏轼指自己的肚子问身边众侍妾：“可知我这里面有什么吗？”有侍妾说：“文章”；有侍妾说：“见识。”只有王朝云笑道：“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赞道：“朝云知我。”
苏轼只要圆滑一点，政治智商不用太高，哪怕处在合格线附近，官至宰相不在话下，不至于如此颠沛流离。
可是，官至宰相的苏轼，是成不了苏东坡的。
官至宰相的苏轼，可能不会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洒脱，不会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然，不会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哲思，不会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的豪放，不会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真情……
也没有时间把各个方面的技能点都点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