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孩远嫁中国，母亲预言：你们孩子长大后，一定会自尽而亡
从古至今，如果孩子结婚，父母都是把更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可是有一位母亲却诅咒自己的女儿：“如果你嫁给这个中国男人，你肯定会后悔！你要是和他生了孩子，孩子也将自杀身亡！”
这位母亲口中的中国男人叫杨宪益。
那么，他到底有多“不堪”，这样被岳母瞧不起，甚至是诅咒？而且她的诅咒在几十年后竟变成了现实。
让我来看一下杨宪益的人生经历。
杨宪益生于1915年，父亲是杨毓璋。
杨宪益
杨毓璋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经济、应用科学等，归来先后担任东北电报局局长、奉天海运局局长。
杨宪益出生时，父亲正在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的任上。
出生在这样的官宦家庭，杨宪益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自然是优越的。
不过杨宪益5岁那年，49岁的父亲去世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没了父亲，他们也是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因为父亲去世之前已攒下丰厚家产，包括银行里的巨额存款、天津的几处地产等。最起码在他可以挣钱之前，他在经济上是自由的。
杨宪益的母亲徐燕若曾告诉他，说她在生他之前，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入她的怀里。
这样的梦让母亲坐立不安，她曾找过算命先生请教，算命先生的说法也多从凶说，说杨宪益长大后不会有哥哥弟弟，而且克父。
后来，徐燕若生了杨宪益之后便只生女儿了。
尽管杨毓璋又娶了一个妾，为他生儿子，但是并没有。
此时的杨宪益并不会想到父亲的死和他有什么关系。
杨宪益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虽未认定父亲是被自己克死的，但也承认算命先生的推算大致不差。
中学时期，杨宪益就读的学校叫新学书院，虽然在学校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母亲还是给他请了家教老师池太太。
可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杨宪益的妹妹发现池太太对哥哥特别好：帮他查英文辞典、送他英文书等等，而对她们姐妹俩，可没有这么用心。
她告诉母亲后，敏感的母亲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
之后她想了两条对策，一是叫儿女们认池太太为干妈，二是预备杨宪益中学一毕业就赶紧送他出国留学去。
左一是杨宪益，中间是母亲
八十年后，面对人们的反复追问，杨宪益的妹妹杨静如仔细回忆当时情景，这样答道：“我哥哥顶多顶多，有一点‘少年维特的烦恼’吧。”
19岁那年，杨宪益听从母亲的安排，他跟着要回国的书院物理教师朗曼及夫人，还有班里一个叫李亚福的同学一同去英国留学。
杨宪益刚到英国，老师郎曼就给他介绍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
教希腊文的老师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在他的建议下，杨宪益报考了牛津大学。
牛津入学门槛高，杨宪益对这两种语言又一无所知，于是他下决心苦学。
最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他居然通过了笔试。
不过在面试的时候出了岔子，因为主考人得知杨宪益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通过了英国学生需要七八年时间才能通过的考试。
他认为这是杨宪益运气好，最终主考人以学校名额有限拒绝了杨宪益，让他再好好学习一下，第二年再考。
值得一提的是杨宪益在英国期间，池太太曾经给他写了很多信，但是他一封都没有回复。而且还给杨宪益的妹妹也写过，她也没有回。最终池太太吃药自尽了。
看来当时母亲的敏锐感觉是对的，及时阻止了一场“师生恋”。
在等待入学的时间李，思想活跃行动自由的杨宪益并没有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他是一边学一边游玩。
他去了很多地方，比如日本神户、加拿大温哥华、美国西雅图等。
在埃及，他骑着马夜游金字塔。
在途中，向导说，只要给他一个银币，在他手心里做一个神秘的记号，他就可以看到杨宪益的未来。
杨宪益照做了之后，他说他看到的是大西洋的景象，那里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他们很快就会见面。
没想到向导的话真的是一语成谶。
他进入牛津大学的第二年，在同班同学梅洛的介绍下，杨宪益认识了一个叫泰勒的英国女学生。
之后三个人就经常在一起玩。
后来梅洛喜欢上了泰勒，但是泰勒却喜欢杨宪益。
因为每当梅洛邀请她一同出去时，她总是推三阻四；而当他告诉她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去，她就总是开心地接受。
当时的杨宪益在法文基础不好的情况下，还现场把导师给他们布置的作业 《罗兰之歌》翻译成了中文。
而且他还在译《罗兰之歌》之余，还不忘用法国中世纪古老的语言，给泰勒献上几首他写的诗。泰勒被打动了。
泰勒对他不仅是吃惊，更多的是打动。
打动泰勒的，还有杨宪益对祖国的热爱。
她到他的宿舍去，看见墙上挂着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而且那地图是他亲手绘制的。
那个时候，他为了宣传抗日，还经常演讲、办报、组织社团。
泰勒对杨宪益的爱国热情感同深受。
因为她是在北京出生的，她的父亲戴乐仁（中国名字）在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传教士，参加了伦敦传教士会社，最后到了中国。
他曾在杨宪益所在的学校新书学院执教，不过是在杨宪益入学之前。
后来还还在燕京大学做教师，在抗战爆发前他还去甘肃帮助那里的贫困儿童。
他对中国非常热爱，以至于把家搬到了中国，还把妻儿带到了中国生活。
泰勒的母亲恰恰相反，她认为中国很多东西都不好，比如她觉得中国的饭菜不卫生，不让吃饺子，不让吃小吃，不让孩子们和中国小孩玩等。
后来泰勒在中国长到7岁被母亲带回了英国。
经过接触和了解，杨宪益也对泰勒产生了感情。
没多久，杨宪益在校内宿舍举行了一次早餐会，邀请了很多同学，在会上他宣布了和泰勒订婚的消息。
基于母亲对中国的偏见，所以当她知道女儿与一个中国人订婚的消息后，她气急败坏，极力反对。
她甚至说出了“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四年，你们的儿子也将自杀身亡！”这样恶毒的话。
但是泰勒把母亲的话当作耳旁风，她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爱女心切的母亲的一时愤激。
泰勒为了宽慰母亲，说先到中国生活半年，再决定是否要和杨宪益结婚。
其实泰勒母亲反对女儿和杨宪益结婚，在心理学上就是“标签效应”。
当一个人被贴上一种标签时，无形中会做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标签的内容相一致。这种现象是由于贴上标签后引起的，故名为标签效应。
心理学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效应，是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作用。无论标签的内容是好是坏，都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有强烈的影响作用。
所以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往往是使其向标签所喻示的方向发展。
若干年前，她对中国的印象不好，从而导致她对作为中国人的杨宪益的印象也不好。
1940年夏天，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在春天的时候，他就接到了一位曾在墨顿学院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同学从美国哈佛大学写来的信，说哈佛可以聘杨宪益去那里当助教。
但是他却谢绝了邀请，毫不犹豫要回国，他说，“我是中国人，如果不回去为中国效力，我会感到羞耻的。”
毕业后，杨宪益带着戴乃迭（泰勒的中文名），一起回国了。
此时的戴乃迭应该是非常高兴回到中国的：之一，跟着心爱的男人。第二，中国是她从小生活过的地方。第三，此时她的父亲在中国工作。
相比戴乃迭的母亲，杨宪益的母亲知道儿子娶个外国媳妇的时候，她的反映并没有很激烈，只是在听说的时候哭了，然后生了一场病，等见面了之后，她竟也觉得和这个儿媳妇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1941年2月16日，26岁的杨宪益和22岁的戴乃迭正式结婚。
婚礼那天，戴乃迭穿的是婆婆专门亲自设计的蚕丝旗袍，最然不合身，虽然质地很薄，但是戴乃迭知道这是婆婆的一片心意，她还是高兴的穿上了。
那天，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主婚人。
当时杨宪益和他大妹一同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很多。
杨宪益的岳父还在甘肃工作，他的岳母从英国也来到了中国，在成都一所大学任教。
此时的他们也参加了女儿女婿的婚礼。
婚后不久，戴乃迭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杨烨。
这个名字仿佛注定了儿子的命运终究与烈火有关。
杨宪益不怎么会做家务，所以照顾孩子的任务就落到了戴乃迭一个人身上。
她还要上课，总是用一个小背蔸，把儿子驮来驮去，因为要喂奶。
杨烨是个敏感的人，因为自己的妈妈是个外国人，和别的小朋友的妈妈与众不同，他跟自卑，幼儿园时就经常央求妈妈不要去接他放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自卑感也越来越强烈，但是杨宪益很忙，显然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大，杨烨变得越来越理想主义了。他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别人对他的态度。
于是他拼命学习，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表现非常好，甚至在政治体育等其他方面也是佼佼者。
高考那年，他报考北大物理系，成绩非常好，但是却因为母亲是外人被拒绝了。
后来他被调剂到了北京工业大学。
杨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嘉鱼县一家农机厂当技术工人，在那里他依然因为长相问题被特殊对待，受到监视，受到诬陷。
杨宪益的三个孩子，左一是杨烨
1972年，杨烨在北京一家国营电子研究所工作，出狱的杨宪益发现儿子的精神有些不正常。
后来专家诊断之后，确定杨烨精神有问题，但是就是不能痊愈。
为了给杨烨治病，杨宪益和妻子商量之后，把儿子送到英国的姨妈家，或许换了环境，会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
起初，杨烨在英国的状态还是稳定的，但是他一旦见着中国人就会落荒而逃，怕被抓回去。因为有一次，在他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忽然认为自己就是英国国籍的人，他就偷拿母亲的英国护照闯了三次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馆报警，杨烨被警方拘留。
终于有一天，杨烨在姨妈的家里，浇上汽油，自焚而死。
当儿子丧身火海后，戴乃迭也有些责怪杨宪益，认为儿子的悲剧，是在解放前后那几年，杨宪益太热衷政治，疏于对成长中的儿子的关心造成的。
杨烨的去世也印证的戴乃迭母亲几十年前的“预言”，或许那是她当时的气话，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儿子去世后不久，戴乃迭由于积郁成疾，最后得了老年痴呆。但是她永远微笑着，从不发脾气。
那时候，已经80岁的杨宪益对戴乃迭更是呵护备至。
每次餐前，他都会给她戴上餐巾，像哄小孩那样喂她吃饭。有时候，他还会向她说着那一生也说不够的情话：“鲜花搬进屋子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门是让我来爱的。”
杨宪益和戴乃迭一生的感情非常好。
特殊时期，两人双双入狱。
戴乃迭在入狱前的很多年，一直是每两个星期就会给姐姐写信诉说自己的快乐。可是突然有一天，姐姐收不到她的信了，所以她的娘家人都很担心她。
后来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戴乃迭入狱。之后他们便展开了对妹妹的“营救”。
他们给周总理写信说明了情况，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杨宪益和戴乃迭出狱。
跟着杨宪益，戴乃迭受了不少苦，单是牢狱之灾就持续了四年，如果她当初听了母亲的话，或许就不会遭此一劫。
就在杨宪益自责的时候，戴乃迭安慰他道：“我从不后悔嫁给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我的一生。”
娶妻如此，夫复何求。
杨宪益一生的职业是翻译，他把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献给了翻译。
杨宪益曾经与戴乃迭合作，翻译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的部分，翻译了《老残游记》；翻译了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说集《呐喊》与《彷徨》；翻译了当代诗人艾青、田间等人的诗。
除此之外，还把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作品翻译成英语。
但是戴乃迭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以至于他难以释怀，从此放下了译笔。
他的精神也大不如前，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喝喝闷酒、会会朋友，出门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2009年，杨宪益因病去世。
一代翻译大家就这样结束了他漫长、传奇而苦乐充盈的一生，以他惯有的洒脱与淡然告别了这个纷繁多是非的人间而飘然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