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清朝县令，每年的俸禄是45两，可硬性支出大约需要3万两！
一名清朝县令，每年的俸禄是45两，可硬性支出大约需要3万两。这组数据被记录在杜风治的日记里流传了下来。
杜凤治是晚清的一个普通知县，终其一生都在清廷做中下级文官。按理说，这样的人很难在由英雄书写的历史长卷中留下痕迹，但杜凤治有自己的闪光点，甚至称之为闪光弹也不为过。
他爱写日记，他写的日记有三宗最，首先是跨度最长，从公元1842年到公元1882年，整整40年的时间，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4个皇帝，见证清朝从开始走下坡路到跌入谷底的全过程。
他老人家要是再长寿点，还能见到清朝跌入谷底后是如何入土的。
其次是连贯性最强。除了杜风治多名家人在太平军进攻浙江时遇难，他悲伤过度和身体抱恙无法动笔之外，日记几乎没有中断过。
无论是审理案件下乡催粮食，还是谒见上司甚至遭遇危险，他都会一天不落的把事情的起因、结果记录下来，让后人能通过一件件完整的事件来还原真实的清朝百态。
第三，记录最细。杜风治写日记总是思路清晰的把自己的经历详细记录，无论是与上司同僚的对活，还是处理案件事务的过程，甚至公文信件他都会摘抄。处置闹考事件后已近午夜，但这天仍记了3600余字。
1869年7月12日，他到肇庆府府城办事后，在归途的船上足足写了6000多字，总共40余本，数百万字，包含了大量朝廷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逸事等内容。
如此详细的日记很少见，每年45两的俸禄和近3万两的支出就在日记中被记录了下来。为什么作为一名普通的县令，每年会有如此庞大的支出呢？因为这笔钱被用来发工资了。
与现在的情况不同，清朝县令需要自己去搭建一支庞大的行政队伍来管理自己的辖区。而这支庞大队伍里人员的薪资都由县令负责，其中雇佣幕客的支出占大头，幕客就是我们俗称的师爷。
就施行州县政务而言，幕客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州县官要处理考试、征收、诉讼等政务，一个人分身乏术，并且县官参加科举考试之前读的只有四书五经，对朝廷的律法条文都不熟悉。
而师爷就是专门研究这些的人，尤其是财务、刑事相关的师爷，更是关乎州县衙门能否正常运作的重要顾问。
被称为&34;。
杜凤治担任南海知县时，光7名&34;每年的佣金就要6000两。
除此之外还雇佣若干处理其他事务的&34;。
每月还要再给这些人发伙食费，这些加起来就是上万两的花销，全部要由杜凤治来承担。
除了顾事业外，自己家的亲人也不能忘。周县衙门参与政务的另一批重要人物就是官员，自己的亲属被称为官亲。杜风治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堂兄都在府衙办事，并且被安排在账房这种关键职位上。
可以说清代州县财政实际上已形成公私不分的&34;。
那这批亲人每年要参与分红吧？又是几千两的支出。不仅要给管理者们做好利益分配，执行者们同样需要用巨额开销来维护。执行者主要是负责动笔的书吏和负责动手的衙役这两伙人俗活说流水的官、铁打的吏。
书吏一般是本地人，负责县内的文书工作，类似于秘书。好哥哥宋江在去梁山聚会前就是一名书吏，是大臣中的汉弗莱爵士同样也是一名史。这群人在衙门中负责上传下达，是很有分量的一个群体。
衙役不用多说，各项决策的最终执行者必不可少的暴力机器。和幕客关心。还有家奴不同，书更和衙役有朝廷编制，但问题是编制的数量太少，完全无法维持府衙的运作。
一个县的书吏和衙役编制加起来就几十人，而他们的实际数量可能是编制数量的百倍。比如道光年间，南部县额定的正役只有33人，但帮役人数是1000。
杜凤治所在的南海县书立有2000人左右，然而其朝廷额定名额只有30-50，多出来的这部分人也是由知县雇佣。
在今天，一个百人左右的企业，一年光工资就要发出去数千万，可以想像一个知县为了搭建上千人的，子要多么巨大的开支。
除了发工资这种国巨额开销外，杜凤治还有接济远近亲戚、打点上下级关系等花费。日记中记载，同治11年3月，两广总督瑞林过生日，杜凤治所送的珠宝、绸缎等加起来价值3000两以上。
如此看来，一名知县每年数万两的支出倒是情有可原。那他在俸禄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是，如何挣到这些钱的呢？答案显而易见，靠的是灰色甚至黑色收入。
灰色收入名目繁多，苛捐杂税的比例更高。地方县令征收钱粮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一部分，叫做火耗。
原本你应该缴100斤粮食，但是粮食运输路上难免要，一部分吧，运走之后放到粮仓存起来，蛇虫鼠蚁要祸祸掉一部分吧？广东湿润多雨，粮食要霉变一部分吧？所以你应缴100斤，我实收你150斤，不过分吧？
清朝晚期，各地县令多收的比例不尽相同，全是地方自己看着办。杜凤治并未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他多收了几成，但可以确定绝对不是个小数，因为他记了别的县令收了多少。
东莞知县张庆从广东调任到江西时，整整盈余十多万两白银，被他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全是现银。现余付税征收的漏规，属于程序化、结构化的灰色收入。
另外还有一些日常性的收入，比如科举考试中的县试由县衙组织举行，那自然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一名县官通过一次考试泄题就，就能获得数千两的额外收入。
一些比较赚钱的商业、手工业也要向州县送&34;来维持正常经营。广宁有纸厂24处，每年县衙以安全检查的名义，从这24个职场溜达一圈，就能收来2000两的礼。
由于县令在审案、羁押、处罚等方面实际上没有监督和限制，所以都有可能带来非法收入。在日常断案中，赢的人要识趣的送上感谢费，输的人要交罚款，双方都有问题的就收双份罚款。
同治11年，杜风治在南海审理两人民事互控案，结果发现这俩互相诬告，便处罚了二人共1200两充公，当然,充的是自己口袋的公。
除了以上这些，县令在快要卸任的时候，还能靠收契税再来拨大的田地。田地、房产买卖过户时需要缴纳契税。照例征收总价的6.5%，民间平时不愿意交这笔费用，一般私下交易，但这种行为不受律法保护。
州县官卸任前会优惠大酬宾，把契税减为产价的4%甚至1.5%，部分业户为使所买产业合法，会趁此机会缴纳。
杜凤治即将从南海卸任时，他的儿子、侄子、堂兄便忙着连夜抢收税契。日记中记载，杜凤志规定的税率是2.4%，交易额54万两。
他的上一任更狠，把税率定到了1.8%，人们争相过户，狂揽74万两交易额。这笔钱自然同样会被中饱私囊，上面能吃肉，底下的人也有汤喝。
书吏和衙役作为县官意志的落实者和执行者，能在日常工作中捞到大量好处，甚至也能积攒下惊人的财富。南海县就曾有一个叫刘标的衙役，能一次拿出上万两白银去承包投资彩票行业，可见其平时工作之认真和努力。
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县令默许的。因为在工作中有油水可捞，所以县令只用给这些人发很少的薪资，也能维持住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甚至就像杜凤治要积极给总督送礼一样，这些人也要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上积极向杜凤治靠拢，从他们身上，县令也能狠狠的回一口血。所以当县令虽然开销很大，但收入更广。据统计，杜凤志在任十几年，至少净赚10万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