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中国文人的“精神绿洲”

苏东坡：中国文人的“精神绿洲”

北京晚报 | 作者 杨祎

《苏东坡和他的世界》王水照 中华书局

陈寅恪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作序时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登峰造极的一页，宋代涌现出了无数的文化巨匠，如星辰盈空、繁花遍野，蔚为大观。如果要从这浩瀚星海中撷取一颗，作为宋代文化成就的代表、士人精神的标杆，人们大多会把目光聚焦到同一个人身上，那就是苏轼。

正如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所说：“苏轼是北宋时期文化全面繁荣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晶。”

作为一名全才式的文化型范，苏轼不仅是千百年来文人倾慕的对象，是学术界长期研究、讨论的热点，在当今的社交 *** 语境下也频频“冲上热搜”——前段时间被全网转发庆祝的“张怀民被苏轼喊起来散步九百四十周年纪念日”不过是“东坡热”的一个缩影。究其原因，或许是苏轼既有文星降世、难测其深的天才属性，同时又有深入大众文化记忆乃至日常生活的亲切之感，这就是王水照先生提到的“他这个人确实又俗又雅，所以是最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的人物”。

年届九十的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已无需赘述。他曾于2002年受邀到香港授课，期间连续做了四次关于苏轼的讲座，后以这四讲为基础编成《王水照说苏东坡》一书，颇受读者欢迎。但四个论题显然不足以展示苏轼和苏轼研究的丰富性、多元性，新近出版的《苏东坡和他的世界》便在承袭前书见解精到、语言通俗等特点的同时，通过汇集王水照先生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扩展了前书的内容，编为“综论十题”“苏海拾贝”“东坡诗词讲解”“苏文简释”四部分，力求在学术研究和普及性阅读之间搭建桥梁。

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时，往往会从这个人的长相开始。本书开篇就结合北宋画家李公麟所绘《东坡扶杖醉坐图》，通过文献中对苏轼相貌的记载和相关轶事，总结出了他在外形上的几个特点——个子高，脸型瘦削，目光有神，留山羊胡子。东坡居士就这样在读者眼中“活”了起来。紧接着，王水照先生向我们概括了千年前的“六边形战士”到底是怎样的“全才”和“文化精英”：诗人、词家、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经学家、医学家、美食家、政治家、诗歌评论家、文学鉴赏家……能够加在苏轼身上的标签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即使用“六边形战士”来形容，甚至还觉得不够火候。所以王水照先生说，“他的出现，也表明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发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古代文人中，若说谁的天赋更卓尔不群，或是谁的成就更独步天下，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纵观中国文化史，苏轼似乎格外能使人惊叹、陶醉、倾倒，并且千百年来备受世人偏爱，这固然是因为他那超尘绝俗的才华，更要归因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超凡的精神境界。对此，王水照先生也给出了他的解读：“他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他在事业世界中的刚直不屈的风节和民胞物与的灼热同情心，更景仰其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厄运的超旷。中国文人的内心里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绿洲，正是苏轼的后一方面，使他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

苏轼丰富鲜明的文化性格，被王水照先生归纳为“狂”“旷”“谐”“适”四个方面。

其中，“狂”是过人才能和真率个性的外露，“旷”是对现实痛苦的超越和了悟，“适”是淡泊平和、清空隽永的圆融境界，而“谐”则是“淡化苦难意识，用解嘲来摆脱困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也就是苏轼内心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是他用来对抗挫折、超越荣辱的具体 *** 。我们大多熟悉苏轼笔下“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放，或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达观，而那些打趣的诗词、调笑的书信，似乎更有独属于东坡居士的鲜明烙印——既是万千才思的灵光一现，又是洒脱个性和乐观心态的标志。前人说“东坡多雅谑”，指的正是苏轼在创作中表现出的“谐”的一面。

比如，著名的东坡肉，就是苏轼在黄州时的发明，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不光大胆地用诗来记录烹煮猪肉的 *** ，还以相当口语化的方式自鸣得意了一番：“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又如，在市井寥落的惠州，苏轼又凭借“吃货”的本能，开发出了羊蝎子的吃法，并兴致勃勃地写信把食谱分享给弟弟苏辙：“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虽然肉少得可怜，须“终日抉剔”，才能“得铢两于肯綮之间”，苏轼却说像吃螃蟹一样，并且调侃弟弟在京城，日日吃官家食堂，一定见惯了大鱼大肉，哪里体会得到这种滋味的好处？最后更有神来之笔：骨头都被自己啃了，只怕“众狗不悦”吧！至于到了儋州，面对生蚝大快朵颐的苏轼，还不忘提醒儿子要保密，生怕别人来抢食：“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其实这些文字背后，流露出的无疑是贬谪之地的困苦，是为了生计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然而，作为苏轼人生三大低谷的黄州、惠州、儋州，却留下了他许多风趣的笔墨。恰恰是靠这种方式，苏轼的精神得以从现实中突围而出。他不仅没有在接踵而至的诋毁和惩罚中滑向虚无和寂灭，反而用“谐”消解了困苦，从凡夫俗子的人间烟火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从而与自我达成了和解，最终修炼出了“人生如寄”“谈笑而化”的道心。苏轼以“坡仙”名世，盖源于此。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作为无数“行人”中的一个，谁都难免身经不平事，心有郁结气。这时若读到“诗酒趁年华”“此心安处是吾乡”“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往往心有戚戚，会心一笑。这对苏轼和他的仰慕者、研究者来说，或许是超越了生死和时空的另一种释然和喜悦：

他和他热爱的清风明月、山川形胜一样，从来不曾离去，永远鲜活耀眼，即使相隔千载，仍有人不断和他对话，向他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