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首富胡雪岩为什么热衷于商业投机？
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建的中国之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
原题：刘三解：大清首富胡雪岩为什么热衷于商业投机？
1882年的股市，以惊人的速度吸收着上海市面上的资金，1883年1月22日上海《字林沪报》报道：
“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禀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
上文
已经说到，仅计算1882年10月之后进入股市的资金，即达近千万两，这可不是纸币，是沉甸甸、亮闪闪的白银。
等到1883年1月，整体股价仍在升高，部分个股却开始涨跌不定，市面上的闲余资金或许已经吸纳殆尽，只是由于盈利预期仍在，股民们，尤其是商人、官员们仍在咬牙跟随。
当年8月1日，英商怡和洋行上海经理威廉•帕特森在给香港同事的信中写道：
“我相信他（唐廷枢）持有大约3000股开平煤矿股票，他以此抵押钱庄借到巨款。6到8个月（前，1882年年初）他从市场买进股票，中国人立即跟随他，结果市场一度坚挺，市价上升。”（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坐拥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这两个超级聚宝盆的唐廷枢尚且靠贷款买股，其余官商情何以堪？事实是，在这个时间点，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融资。比如，胡雪岩名下所有钱庄歇业的次日，《申报》就回顾了危机的源头：
“去年金嘉记闻因某宦提去存项二十余万，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来庄亦以票号立索存欠，以致倒闭。”（《论沪市衰象》，《申报》1883年12月6日，另注：去年、今年为农历年间隔，公历未跨年）
在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中广泛流通的墨西哥银币，国人成为鹰洋
金嘉记是一家上海老牌丝行，泰来钱庄则是上海一家信用卓著的钱庄，他们两家的倒闭，恰恰是今人总结的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两个阶段性标志。
前者倒闭于1883年1月12日，欠款总额56万两，涉及钱庄达40家，要知道，当时全上海只有78家钱庄，这一下子就牵连了一多半。时间点又非常“寸”，正赶在农历年关之前，中国传统商业讲究年节结账，农历年就是账期终了，所有钱庄都要收回账款。
人人催债，市面银根愈紧，各行各业因周转不灵而倒闭的，“相继而起”。仅仅不到20天的时间，包括丝茶栈、什货行、糖行、沙船号、洋布号、铁号、棉花行等20多家商户倒闭，涉及日用品零售、进出口、原料批发、国内运输等多个行业。
当然，这些商户的结局也是他们持续亏损的状态注定的，比如《申报》2月2日报道的永安街生昌杂货栈倒闭事件，详细记录了店主李俊方积欠的8000-9000两巨款产生的细目，整个光绪八年（1882年），他做金针茶74票、蚕茧3000两、丝头70担、颠色20、30担及鸭毛、瓜子、牛角等杂货，全部亏本。
做啥啥赔，也不怪当时的“某宦”，也就是“金嘉记”的某位股东或者官员债主，在年关之际把20万两巨款提走，或许他将钱投向了股市，又或许他只是觉得生丝贸易利润太低，毕竟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但却事实上拉开了1883年经济危机的序幕。
前文中，三解已经铺垫了许久，说明了晚清生丝海外贸易的诸多环节，其中涉及的货币种类就包括：铜钱、银元、银两、英镑。
复杂的货币体系，让居间的钱庄，更确切地说是胡雪岩这样擅长银钱投机的钱商如鱼得水。
怡和洋行经理波斯卫1856年从上海写信说：
“中国人谈到出口7万包（生丝），除非缺乏银元，迫使价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国人认为投机买入不会吃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出口更多。”（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这位外国商人揭示了一个本质——半殖民地化的上海外贸的决定者，并不是供给和需求，而是“舶来银元”多寡决定的利润。
1895年，由于英国限制本土银币的流出，所以英国 *** 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的造币厂铸造了新的贸易银元，用于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因此严格说来仍然属于英国银币，标准称谓为英国贸易银元。
再进一步解释一下，是19世纪国际市场中，中国—英国（银元兑英镑）、上海—内地（银元兑银两）、 *** —民间（库银兑民银）、钱庄—丝商（银两兑钱票）、批发商—丝户（钱票兑铜钱），这种种盘剥关系的利润总和才最终决定了大商人们的商业选择。
现实生活中，当时的每一次兑换和金钱流动中，都有钱庄的盘剥空间，并向食物链更底端的生产者逐级转嫁成本、吞噬利润。尽管市场在理论上会因供需变化达到某种平衡状态，保护商业系统不致走向自毁，但在晚清复杂的货币体系中，某一种货币完全脱离了本土金融机构的操纵时，极端的意外情况根本无法避免，平衡也只能是梦想。
现实是晚清中国的银、铜产量都很有限，根本不足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更不可能决定国际市场上这两种金属的价格和流入、流出，换言之，大清朝已经完全丢失了货币发行权，“钞票印多少由英国人决定”。
而在第二次 *** 战争后，整个江南经济区被纳入世界市场，在太平天国战争大破坏之前，这个区域一直是中国内部贸易体系的“发动机”，当它完全转向外贸，巨大的生产力甚至能和工业化的英国抗衡，萨缪尔•亨廷顿曾引述过保罗•贝罗克《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估算的数据：
186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只比英国低0.2个百分点，同期的美国只有7.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所有在华的商人，面对的都是一个强悍的生产力与落后的制度并存的诡异环境：
1840—185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2600文以上。（官方价格从顺治年间开始即800文）
1855—1865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866—1873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800文以上。
1873—190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905—1911年，由1100—1400文，回涨到1800—2000文。
动辄50%，甚至100%的兑换价格变化，凸显了清末货币制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随波逐流的状态，除了大清朝廷无论涨跌都立于不败之地，所有商人，包括外国商人，发家破产往往都只在一念之间。
这样的环境，唯有投机客才能游刃有余，其中的翘楚正是胡雪岩，尽管他曾经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赌赢无数次，可他仍然掌控不了这个谜一样的18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