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为新中国奉献39年，含冤30年为何不愿离开？
1949年的春天来到了，马海德作为中国人民 *** 的一员，满怀胜利的喜悦进入了刚解放的北平城。
1、之一个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一天，在北京饭店，一个饭店的老服务员认出了身着人民 *** 军装，左胸上佩戴着“中国人民 *** ”标志，腰带上挎着手枪的马海德，竟是3年前在军调部工作的那个美国大夫，而大感意外。
老服务员迷惑不解地问：
“您是 *** 同志？”
“是呀！”马海德回答道。
“您不是中国人吧？”老服务员又问。
“我很快就会成为新中国的公民。”马海德笑着告诉他。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申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在新中国诞生的同一天获得批准的。周恩来总理在马海德的国籍证书上，亲笔签了名。
几天后， *** 主席又特地把马海德和夫人苏菲、儿子幼马一家人，请到 *** 的家中作客，设家宴招待他们。
席间， *** 高兴地说：“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的女婿，现在你人籍了，就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马海德深为自己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而自豪。
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他以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建设。他仍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脱离医疗业务，经常在医疗之一线为病人服务，坚持每周到协和医院去看门诊和参加会诊。
当病人问他是哪国人，误以为他是“苏联老大哥”时，他总是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
卫生部成立专家局后，决定给外国专家增加工资，其中也有马海德一份，他拒绝领取。
他对领导上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能要。”
他经常说，“不要因为我的鼻子高，就对我特殊照顾，我也是中国人！”
但是，由于康生之流作俑，马海德被当作“外国间谍”嫌疑对待。他长时期在政治上遭受歧视，工作上被“控制使用”。
1953年，马海德被调到皮肤病性病研究所当顾问和副所长。许多正直的同志都认为，这种安排，对马海德很不公正，是“大材小用”。研究所所长戴正启是一位老红军。
1936年，马海德访问陕北苏区时，他们曾见过面，当时戴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戴认为，马海德的高超医务水平和丰富的卫生工作经验，应该担负全国性的医疗卫生指导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和作用，对党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戴正启正式向上级提出由马海德担任研究所所长职务，得到的回答却是：“外国人不能做 *** 单位的负责人。”
戴很生气，据理力争说：“这算什么理由！什么外国人？他是新中国的公民！1936年参加革命的红军！1937年的老党员！”
然而结果是没有下文。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戴正启对马海德不被信任深表同情，多方安慰。
马海德对戴说：
“康生怀疑我，有些政治活动不让我参加，我得不到完全信任，但是，这不要紧。我就是干应该干的。”“我们的未来长着呢，我个人怎么样，无关紧要。历史将证明我的清白和无辜。”
在研究所里，马海德同研究所的领导相处得很好，工作上配合默契。从戴正启到广大的同事们，对马海德都十分尊重和信赖，工作上向他学习，业务上向他请教，从不把他当外人，这对马海德是莫大的慰藉。
政治上的歧视，使马海德这位相当高级别的老干部、老党员，在参加一些会议、听报告、看文件方面，受到许多莫名其妙的限制。
1957年， *** 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传达时也不让他听。一些当年同马海德并肩战斗的老同志，都为他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鸣不平。
有的建议马海德写信向 *** 、周恩来同志直接反映，他却说：
“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太忙了，怎么能拿我这点小事去打扰他们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马海德曾对友人说：“不被自己人信任，世上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了。”
他的日子过得不快活，内心的忧伤，使他得了胃遗疡，但他不抱怨，把个人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里。马海德全身心地投入为病人服务，指导帮助年轻医务人员、研究人员的业务工作。
为防治和消灭性病，他每年有6个多月率领医疗队深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巡回医疗，深受病人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在全力以赴的工作中，在病人和人民群众中，马海德就生气勃勃，健康状况也好转一些。在外地巡回医疗时组织的晚会上，马海德又跳舞又说笑话，显得十分开心。
但是一回到北京，他就精神不振，话也少了，他的亲友们都能感觉到他情绪的压抑。
1960年，马海德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到新中国来访问。
*** 在会见斯诺时，曾邀请马海德出席作陪。这本是马海德可以向 *** 诉一诉自己十多年来受到的委屈的极好机会，但当 *** 询问马海德的近况时，他却只字未提。
3、探亲归来的马海德
1962年夏，从国外传来一个好消息。马海德的82岁的老父亲从美国回到了黎巴嫩的老家。老人家读到英国《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介绍，说在新中国卫生部担任高级顾问的马海德（实际此时他早已调到皮研所)，就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他早年参加了 *** 领导的中国红军，成了 *** 的老干部，与 *** 、周恩来是好朋友。
当时贝鲁特没有中国使馆，老人家立刻通过大马士革的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打听。果然，马海德正是他阔别多年的儿子乔治海德姆。
老人家提出看望儿子的要求，中国大使请老人家到中国去探亲，老人家表示他年高体弱再作长途旅行去中国有困难。
经大使馆报告外交部，同意马海德携带妻儿到大马士革和老父亲团聚，并为他们买好了飞机票，探亲旅行的一切费用由中国 *** 开支。
当时，有些人风言风语，说马海德带着全家出国探亲，不会回中国来了。
临行前，陈毅副总理在四川饭店为马海德一家饯行。马海德故意调皮地问陈毅：“陈老总，你怎么放心敢让我出去？你难道不怕我不回来吗？”
陈毅爽朗地笑道：“你离弃家园十几年，跟我们一起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才打下这个江山，我知道你不会不回来的。老人家想看儿子是人之常情，当然放你赶快去啊！”
饭后，陈毅又说：“老马，你回来时，我还要在这里给你接风洗尘啊！”马海德握住陈毅的手说：“好！一言为定。”
马海德在国外与老父亲团聚了一个月后，返回北京。陈毅说话算数，又在四川饭店设宴，给马海德一家洗尘。
席间，陈毅兴高采烈地说：“老马，怎么样？我说你一定会回来的么！”马海德笑着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来呀！”
4、在挫折中初心不变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海德跌落到了更低谷。用他自己的话说：“整个儿地倒霉透了。”“文革”初期，马海德的家被抄，人被下放农村劳动，回到单位后，造反派让他干打扫卫生扫厕所的活儿。他亲自筹建的麻风病研究中心，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窝子”。
麻风病防治队被解散了，他的才能无法发挥，内心十分苦闷。他被调到北京阜外医院当一名看皮肤病门诊的普通医生，他没有灰心失望，而是热忱地为病人服务。
在“造反有理”甚嚣尘上的时候，马海德不随波逐流。当皮研所所长戴正启被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写着“三反分子”、名字上打×的牌子，坐喷气式，挨批斗的大会上，造反派说“戴正启执行了一系列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马海德听不下去，站起来说：“如果老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也有我一份，皮研所的工作是我们两个一块干的。”
造反派知道马海德的“后台”硬，有毛主席、周总理保驾，不敢和他计较。
当时，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也起来“造反”，成立了“白求恩红卫兵”，“白求恩造反战斗队”。马海德听说后，不屑一顾地说：“要是白求恩活着，才不会这么胡来呢。”
有一天，造反派头头通知马海德到全国政协礼堂参加批判陈毅副总理的大会。
马海德问：“为什么要批判陈毅？”造反派头头说：“周总理都说了可以批判，不准许斗争，你还问什么呀！”马海德考虑到自己是人了中国国籍的 *** 党员，勉强地来到批判大会会场。他看到陈毅老总从容镇定地坐在台上的一把椅子上。
有几个造反派跳到台上，念“揭发批判”稿，完全是不顾事实，乱扣大帽子的胡说八道。马海德越听越生气，他和另一位外国医生汉斯米勒一起，不顾造反派的阻拦，站起来退出了会场。当造反派吼叫“打倒陈毅”的口号声从他们背后传来时，马海德对米勒笑笑说：“陈毅是牢固地塑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谁也打不倒！”
面对这场是非颠倒的大动乱，许多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一些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华侨纷纷离开中国。
有一天，马海德的妻子苏菲问他：“事情这么乱，你是不是动摇了？”他反问：“在什么方面动摇？”苏菲说：“对党的信仰。”他坚定地说：“绝对没有。”还说，“我们党早晚能够公开承认它自己犯的错误并改正错误，你等着瞧吧，党会改变这种局面的。”
当有一位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回美国去时，他说，“为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
那位朋友说，“你爱中国，但中国并不爱你。”马海德生气地吼道：“谁说中国不喜欢我？中国 *** 喜欢我，中国人民喜欢我，这就足够了，我还要谁喜欢？我还要那一小撮坏蛋（指康生、“四人帮”）喜欢？他们不会长久的！”
“文革”中，马海德不仅对自己投身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无怨无悔，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毫不动摇，而且积极帮助和开导其他在中国定居、工作的外国朋友。
汉斯米勒是来自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一位医生。1939年，他奔赴延安，支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马海德接待了他，从此他们成为抗日医疗战线上的亲密战友。米勒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参加了中国 *** ，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的健康服务。
“文革”中，米勒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处境艰难，他想不通，并深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他向组织写了报告，要求全家返回德国。
报告送上去之前，他拿给马海德看。马海德竭力劝导米勒留下，但他去意已决。马海德回家和妻子苏菲商量，以他俩的名义连夜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米勒的情况，希望周总理设法挽留米勒。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米勒的处境得到了改变。1973年，在“三八”妇女节招待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参加宴会的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外国和华籍专家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希望大家给予谅解。
周总理特意走到米勒面前敬酒说：
“我们希望你留在中国，希望你对我们有信心。”
还恳切地劝慰他：“把这些年的不愉快，统统忘掉吧！”米勒终于留在了中国。
不久后，米勒担任了北京医学院副院长。马海德对此十分高兴。
他每逢遇到外国朋友就充满信心地说：“怎么样？ *** 就是 *** ，不正常的局面终会有一天过去的。”
5、为了消除麻风病
“文革”结束后，1978年，党中央否定了康生之流强加在马海德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对所谓“外国间谍”嫌疑予以彻底 *** 。
党组织派人向马海德说明：
1946年春，马海德作为中国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的顾问，军调部 *** 代表团工作人员，之一次从延安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北平，在飞机场上，当时已接管机场的美国人对穿着八路军军服的马海德感到奇怪，询问了他几分钟。这件事被人汇报到康生那里，他的被询问“几分钟”，变成了与美国人交谈了“几小时”，从此，在马海德的档案里写进了应把他当作“外国间谍”嫌疑来对待的文字。马海德就在这顶大帽子下面，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达30多年之久。
党组织为马海德做出了历史清白的结论。马海德并不感到意外的惊喜，他说：“我早就相信，我们的党会把一切问题都搞清楚的。”
党中央恢复了马海德的国家卫生部顾问的职务，他重新担负起医疗卫生战线的重要工作。马海德此时已经患了前列腺癌，病情十分严重。
从1976年到1984年，他先后接受了8次手术，有几次十分危险，组织上和家属都要给他安排后事了，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每次一出院，马海德就忘我地投入紧张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了2000年前在我国实现基本上消灭麻风病的战略目标，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奔走海外为我国争取到大量的医疗援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许多国家授予了马海德各种医学奖励，他总是说：“这些奖励是给中国的，我只是一个代表。”
1983年，在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的庆祝会上， ***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高度评价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 *** 紧紧握住马海德的手，感慨万端地说：五十年，不容易啊！这短短的话语里，辉映出马海德是一个多么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86年3月，黎巴嫩总统授予马海德科芒德尔国家勋章，表彰他在医学上为中国和全人类作出的贡献。
4月，马海德赴旧金山参加美国内科医生年会。
5月16日，马海德去他的出生地纽约州布法罗市，市长把这一天称为“马海德日”，并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此时，他在医院里已卧床不起。
6月，马海德去比利时和联邦德国，与那里的麻风病专家讨论专业。
11月，马海德赴纽约，接受美国1986年艾伯特-腊斯克医学研究奖和腊斯克基金会公共服务奖。这是之一次授予中国人的这个奖。
褒奖文上写着：“马大夫的贡献之重要性，能与消灭黄热病和鼠疫相比，而作为公共卫生控制性病的模范，是独一无二的”。
他接受了纽约电视栏目“思想开放”的记者采访。在谈到艾滋病问题时，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建设新社会，我们不能把旧社会的罪恶带进新社会，因此，你们来检查一下吧，如果有性病就治疗。”
1987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校长B桑普尔专程来中国，授予他名誉理学博士学位。
1988年1月，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授予他印度1987年甘地国际麻风奖。
4月，马海德被推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5月，他刚从医院出院3天就飞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出席“世界医生反对核战争会议”，并利用这次机会，找到加拿 *** 风病防治基金组织，落实为我国培训麻风防治技术力量的基金。
6月，赴美国去落实麻风病防治基金会援助中国的经费。回国以后，又赶到北戴河主持召开一个三省麻风防治工作会议，为我国代表出席当年在海牙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麻风会议作准备。
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为表彰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光荣称号。此时，马海德已在医院卧床不起。
1988年秋天，马海德病情恶化，住进了协和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发着高烧，仍然念念不忘同麻风病作战。他对前来探视的同事和友人说：“再有两年时间，我们就能打败麻风病了。”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妻子苏菲：一定要把他侄儿从美国寄来的一笔捐款，“交给麻风病基金会使用。”
10月3日，马海德不幸逝世。临终前，他满怀深情地对亲友们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他生前遗嘱：他的骨灰三分之一安葬在中国北京八宝山革命列士公墓；三分之一安葬在他的出生地——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三分之一撒在陕北延安的延河里。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