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都是重男轻女的 为什么唯独这个朝代是重女轻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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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为何“重女轻男”?拼进“娱乐圈”的女艺人能日挣两千多。有个朝代竟然“重女轻男”,其真实目的令人不忍直视!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育观。有个成语叫“弄璋弄瓦”,就道出了生男生女的不同。古人指生下男孩子把璋给男孩子玩,璋是指一种玉器,希望儿子将来有玉一样的品德,后人因此称生男孩为“弄璋”。要是生了女孩,就只能玩瓦(这里的“瓦”并非砖瓦之“瓦”,而是纺车上的零件),所以,生女孩就称为“弄瓦”。这种习俗到民国时的某些地方仍然存在,有的地方生男曰“大喜”,生女曰“小喜”,亲友赠送彩帐、喜联,男书“弄璋”,女书“弄瓦”。
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却一个朝代一反常态,生男孩令人忧,生女孩父母欢,这个“重女轻男”的朝代,就是宋朝。据洪巽的《暘谷漫录》载,北宋首都开封“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又据陈郁《藏一话腴》载,南宋首都杭州“风俗尚侈,细民有女则喜,生男则不举”。由此可见,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京城生活的老百姓都偏爱女儿,女儿一生下来就被当成掌上明珠,要是生了儿子反而会很不开心,有些狠心的爹娘甚至会把男婴丢掉(不举)。
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习俗呢?这主要跟当时的娱乐业非常发达有关。宋朝的人,尤其是上层人物,都懂得享受生活,除了宴饮之外,对于娱乐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家里往往养着私人的娱乐班子,包括唱曲的、跳舞的、演剧的、说书的,只要能逗人一乐,都会有用武之地。
比如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兵攻宋以前,文家里就养有一整套娱乐班子。《宋史》上说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意思就是非常懂得享受,吃饭的时候有丫鬟侍候,喝酒的时候有歌伎助兴。
文天祥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说了。比如苏东坡的好友陈季常,对,就是那个怕老婆的“河东狮吼”,既是官二代,又是大商人,家里非常有钱,晚年在湖北黄州定居,光歌女就养了三十名。
除了高官富户家私养家庭歌舞班子外,社会上的“瓦舍勾栏”更是多如牛毛。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载,南宋中后期,杭州城里的大型娱乐场所竟然多达二十三所。那种大型的娱乐场所,在宋朝有个专用名称,叫“瓦舍”。一个瓦舍里又包括十几个“勾栏”(剧场),而一个较大的勾栏就能容纳几千人同时观看演出。
对于从业者的情况,《东京梦华录》里就列举了北宋末年开封娱乐界的当红艺人七十二名,诸如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王京奴、安娘、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张真奴、杨望京、朱婆儿、俎六姐、张臻妙、温奴哥、文八娘、王颜喜、盖中宝……等等,其中一多半为女性。
因为《水浒传》的原因,传说其与燕青有染,汴京网红李师师为大家所熟悉。而真实的李师师,其人生也是一部传奇。李师师是是文人雅士、公子王孙竞相争夺的对象,在仕子官宦中颇有声名。李师师曾深受宋徽宗喜爱,并得到宋朝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垂青。成为皇帝心仪的人,那收入可不是一般艺人可比的。
据《宋史》所载,宋理宗赵昀晚年喜好女色,三宫六院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内侍就帮他找来临安最有名的网红唐安安。唐安安姿色艳美,能歌善舞,赵昀对她一见倾心,便把她留在宫里。从此,唐安安的人生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中的用具上到妆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制成的;帐幔茵褥,也都是绫罗锦绣;珍奇宝玩,更是不计其数。这样的人生逆袭谁不向往啊?
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娱乐场所,人才需求量就相当大。社会上有了需求,自然会出现供应,中下平民生了女儿,倘若姿色稍微好看一些,就送她去学歌学舞,以便长大了去富人家或“瓦舍勾栏”中挣钱,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有效捷径。
在宋朝,进入娱乐圈的女子,其收入到底有多高呢?潘永因在《宋稗类钞》中就介绍了一位生活于宋孝宗时期的屈姓艺人,自幼父母双亡,被舅舅送进南京的新瓦(宋朝南京更大的娱乐场所)当学徒,十年后技成,成为一个创作型的全能艺人,她能自己谱写新曲,一天能演七八场,剧院老板给她分成,平均每天能挣二十多贯。
一天二十多贯的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天的江南米价,一石大米卖到两贯五百文。宋朝一石米重约九十斤,折合人民币二三百元,则当时一贯钱大约相当于一百元。如果按此换算,在南京新瓦演出的那位屈姓歌女每天能挣二十多贯,折合人民币两千多元,这在当代,也算是上高收入人群了。
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一般人家,生个女子,就多了一分改变生存状态的希望,难怪,在宋朝才会兴起一股经久不衰的“重女轻男”之风。
宋代艺人能日入两千,这样的收入在一般人看来虽然不低,但是,与现在那些出场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明星大腕们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所以,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想爆红、成星、成腕,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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