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士族是如何造就了腐败子弟

什么是门阀

士族，基于氏族，同为仕族，归于世族。这个生动的古代政治标本显示，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公务员世家。因为当时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如果出于公心，你举荐来他做官，贤能上任，自然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问题偏偏来了。有的门生、故吏不论才德，为了利禄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部分大官僚也乐得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利益集团，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两者是可取所需，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从魏晋到南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后代无论何人修史，这些都成了绕不过去的奇葩现象。

反面教材

各位看官到了这里，是不是想起来侠客岛芳邻学习小组最新的那篇文章？里面习主席的一段话成了最新热议的焦点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瞄准的反面教材似乎就是门阀类的样本吧。

那个年代不兴反 *** ，没有八项规定。当年权臣王恺和石崇斗富的故事，相信各位看官都耳熟能详。

有钱就是任性嘛。只是大家想想，穷奢极欲搞攀比，他们糟蹋祸害的，还不都是民脂民膏？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活活打死了。

当年刘邦打下汉天下，收拾民心使用的就是古代司法公平的1.0版，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

一个视生命尊严和法制约束为无物的社会，他的体制大概是渐渐病入膏肓了。

当时的组织风气和社会风气很不正常。

东晋有个尚书令叫刁协，颇有那个时代三严三实身体力行者和奋力捍卫者的味道。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成了当时士族山头头目王敦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后王敦甚至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动用国家公权和暴力机器举兵伐之。

山头主义门阀为何无法成长

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何搞山头主义封闭圈子那一套，必然会出事。因为门阀士族，就是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必然给政治稳定带来种种动荡不安。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只要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飞升，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比什么西山会快多了。至于文武才能，吏治考绩，那些都是浮云。一个祖上资荫，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

梁时流行一句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意思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两句信中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所以纨绔子弟们，一个个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打扮得妖里怪气，还要装得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这样的接班人，能靠得住吗？这样的政治，岂止是腐败两字所可以概括。

套用千年以后美利坚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所说的，门阀士族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弹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凡是固化的东西，不是被风干，就是要坏死。因为环境、社会和这个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变，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衰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魏晋南朝长期积贫积弱，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能为力。

有人说，任何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存在封闭的惯性和倾向。但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不至于车颠船覆，则必须改弦易辙秉持一定的开放性才行。比如后来隋唐遂行的科举制，就是对门阀士族制度更好的纠偏。选贤任能，保持社会流动通道畅通，这种思路，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是行之有效的。

有的人却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发展为家族式腐败，为此不惜全家腐，落了个要在监狱里照全家福的下场。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门阀士族的阴魂观念不散，比如贪腐都是为了孩子，希望他们读名校、用名牌，开豪车、住豪宅，甚至将来居高位，子子孙孙无穷馈也。

还是举一个洋人的例子吧。巴菲特腰缠万贯，但他并不准备将自己的财产都留给子女，而是逐渐将他拥有的财富捐给基金会做慈善事业。因为人家看得很清楚。巴菲特告诫孩子们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

跑题了，言归正传。正是因为阶层流动不起来，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终于发展成为阻碍社会政治进步的种姓毒瘤。王敦、王恺、桓温、庾亮等人，搞腐败的搞腐败，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变的搞政变，祸国殃民，下场自然也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