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王子今 - “ 驴” 的引入：秦人与草原民族交往史考察
王子今
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摘要：西北“奇畜”“驴”的引入，增益了中原地区交通动力与生产动力的开发。汉代人指出自丝绸之路开通，驴才得以“衔尾入塞”。然而多有资料显示，在张骞“凿空”之前，“驴”已经介入中原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秦人对有关“驴”的动物学知识的传播，有创始之功。考察相关现象，有益于发现秦人与草原民族交往史的重要信息，也有益于认识秦人在丝绸之路史进程中特殊的历史文化作用。
关键词：驴；秦人；草原民族；交往；骡；放马滩秦简《日书》；王驴
“驴”，作为西域重要畜产，由于匈奴一度控制西域，曾经被中原人视为匈奴“奇畜”。大致在战国时期，草原民族已经将有关“驴”的动物学知识与畜牧业经验，传播到中原北边的秦国、赵国、燕国等地。张骞“凿空”，若干畜种首先作为交通动力得以大规模引进，如《盐铁论·力耕》所谓“骡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明显提升了中原地区的交通运输效率。关注具有典型意义的标本“驴”的引入，对于考察、理解并说明丝绸之路史及西来物种引进史有积极的意义。许多历史迹象表明，秦人对“驴”的引入，有创先之功。考察相关现象，有益于发现秦人与草原民族交往史及其在丝绸之路开发史中重要作用的信息，得到探求历史真实的收益。
一、燕赵史与秦史所见“骡”与“駃騠”
东周时代，在与人保持较密切关系的动物中，可以看到“骡”和“”的出现。据《吕氏春秋·爱士》记述，赵简子的宠物有“白骡”。因为臣下“有疾”而“医”言“白骡之肝”可以救死，于是毅然“杀白骡”：
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医教之曰：‘得白骡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于侧，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骡，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杀白骡，取肝以与阳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吕氏春秋·爱士》讲述的主题是：“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爱士”题下只讲了两个故事，另一个故事就是人们熟知的秦穆公“骏马”为野人所食，然宽容待之，在秦晋战争中终得回报：“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 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 *** 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史记·秦本纪》记载此事：“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騺。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
秦人爱“骏马”，且在马的繁育技术方面领先，为周孝王“主马”“息马”，“马大蕃息”，是秦立国的基础。而有关秦人先祖的传说所谓“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所谓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反映秦人早期畜牧成就所谓“畜”，有可能包括“马”以外的畜种。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写道：“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王，王按剑而怒，食以。”可见燕王有“駃騠”。
“骡”与“駃騠”较早受到中原北国执政者爱重，首先由于其形体壮健，可以疾行，可以负重，而且当时属于中原居民并不熟悉的畜类。而由于与草原地方邻近的缘故，赵国和燕国的君主有亲近之便。
有关“駃騠”的畜牧学知识的载录，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驴”不可能完全无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在骆驼之次，即说到“驴”。
因韩国利用“秦之好兴事”，策动秦人“作注溉渠”即经营“郑国渠”以损耗国力的阴谋败露，秦有“一切逐客”之议。来自楚上蔡的客卿李斯也在被遣退之列，于是上书劝止。此即著名的政论杰作《谏逐客书》。据《史记·李斯列传》，其中说到秦王所喜爱外来的消费生活形式，如“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犀象之器”和“郑、卫之女”等。特别说到“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骏良不实外厩”。所谓“駃騠”，司马贞《索隐》：“决提二音。《周书》曰：‘正北以为献。’《广雅》曰：‘马属也。’郭景纯注《上林赋》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受到秦始皇爱重，也是可以说明秦与北方民族关系的实例。明代学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说部》“《短长上》二十三条”说到古墓发现简牍文书，叙战国秦至汉初事。其中有涉及“乌氏倮”的一段文字：“乌倮以所畜百足、槖驼十双献。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瓯脱，使比列侯以朝。”这段记录虽然并非出自信史，但是符合秦于西北方向主动沟通精于“畜”的北方民族，亦可能因此接近成熟的驯畜技术的历史真实。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乌氏倮的贸易实践与丝绸之路交通有关。所谓“正北”“为献”，说“駃騠”所产在北方民族地区。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上林赋》也可以看到“驴骡”字样：“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麒麟角端，橐駞，蛩蛩驒騱，驴骡。”由此指出“駃騠”生于北方寒冷地带。《淮南子·齐俗》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六骐骥、四駃騠，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处世然也。”高诱注：“駃騠，北翟之良马也。”《太平御览》卷九一三引《史记》曰：“匈奴畜则 、驒騱。”这里直接称之为“匈奴畜”。当时中原人有关“駃騠”或说“骡”的知识，应当来自其原生地“北翟”“匈奴”。
秦王爱重而秦宫廷豢养“骏良駃騠”，对于“”的繁育形式，则应当是知晓的。《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司马贞《索隐》：“案：《字林》云‘……(駃騠)北狄之良马也，马父骡母’。”《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案：《古今注》云‘驴牡马牝，生骡’。”“《说文》云‘駃騠，马父骡子也’。”《说文·马部》：“駃騠，马父骡子也。”
段玉裁注：“谓马父之骡也。言‘马父’者，以别于驴父之骡也。今人谓马父驴母者为马骡，谓驴父马母者为驴骡。不言‘驴母’者，疑夺。盖当作‘马父驴母骡也’六字。孟康曰：‘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又《说文·马部》：“骡，驴父马母者也。”段玉裁注：“‘者’字今补。崔豹曰：‘驴为牡，马为牝，即生骡。马为牡，驴为牝，生駏驴。’《抱朴子》曰：‘世不信骡乃驴马所生，云各自有种，况乎仙者难知之事哉。’”按照段玉裁的理解，人们对“马父驴母”及“驴父马母”所生“駃騠”“骡”，应当是逐步有所认识的。而《抱朴子》成书的时代，中原仍然有许多人并不理解“骡”生育之谜与“驴”的关系，即所谓“世不信骡乃驴马所生，云各自有种”。
对于这样的“仙者难知之事”，久有包括育种技术在内的畜牧学传统的秦人可能理解在先。当然，相关知识也应当由北方草原民族“北翟”“匈奴”传递至中原地方。
二、秦文物遗存“驴”的发现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有战国“圆雕立驴青铜竿头饰”。作为秦上郡故地发现的文物，值得在讨论“驴”的引进史时重视。据著录：
圆雕立驴青铜竿头饰
战国
征集
长8.9厘米，高11.5厘米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还有1件“圆雕马青铜竿头饰”，文字说明为：
圆雕马青铜竿头饰
战国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
长6.7厘米，高6.5厘米
内蒙古博物院
其形象其实也是“驴”，与前引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征集品“圆雕立驴青铜竿头饰”比较，区别在于“驴”的头部略下垂，而装饰“竿头”的结合部，断面是长方形而非圆形。或许其用途并非“竿头饰”。承魏坚教授提示，这件青铜“圆雕”作品也是“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发掘简报记述：“立式马2件(2253，2266)。头微低，双目下视，两耳前伸，马鬃修饰工整。四腿稍内收，圆腹中空，尾下垂。处于温静状态，驯服逼真。足下踏长方形銎，銎侧有圆形钉孔。身长6.9、通高6.6、銎高2.2、銎长2.9、銎宽1.6、壁厚0.2厘米(图版叁，5)。”“图版叁，5”说明文字为“铜立式马(2253)”，所显示的1件，即《萌芽·成长·融合—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臻萃》第145页所见。另一件编号为2266者，未见图像资料。此所谓“铜立式马”，从头部突出显示长耳的特征判断，应当也是“驴”的形象。
发掘简报执笔者的意见，以为“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这座古墓为战国至汉时的匈奴墓葬”。然而又指出“车子的出现，尤其是车軎、铺首、铁铤铜镞等，又表现了与汉族文化相互影响更加深刻。铸铜、冶铁等手工业可能已有专门的分工”。所谓“战国至汉时”的年代判断，与《萌芽·成长·融合—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臻萃》所说“战国”不同。发表年代更晚的意见，可能体现了经过较深入研究所做的更准确的接近历史真实的判断。
这几件文物，可以看作体现战国时期草原地方“驴”的存在的实证。发现地点，正是秦国“缘边”区域。准格尔旗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内，鄂尔多斯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亦在秦始皇长城之内。这里属于上郡地方，自宣太后和秦昭襄王克服义渠威胁之后，已经为秦国控制。虽然考古发现文物遗存具有明显的匈奴文化风格，这里属于秦文化强烈辐射影响的空间，是没有疑问的。
西域地方出产“驴”。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述，鄯善国“有驴马”，乌秅国“有驴无牛”，罽宾国“驴畜负粮”“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驴畜”的说法，透露“驴”是用作交通动力的极其重要的畜种。据《汉书·西域传下》，康居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駞食，皆苦之”。汉与乌孙联军合击匈奴、车师，仅汉军就缴获“马牛羊驴橐駞七十余万头”。与前引《史记·匈奴列传》言匈奴“奇畜”首先说“橐駞、驴”不同，在这两条史料中，“驴”则列于“橐驼”之先。龟兹王积极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受到邻国嘲笑：“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这也说明“驴”在西域地方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中原人首先通过匈奴人认识了“驴”，应当与匈奴曾经占有西域即所谓“西域本属匈奴”及“西域诸国”“属匈奴”有关。而较早与匈奴发生交往的秦人在这一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
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日书》乙种曾经被读作《三十六禽占》的内容中，可见如下简文：
·日中至日入投中蕤宾闾殹长面长颐尖耳□行＝殹白皙善病要(二二五)
有学者认为，其中“长面、长颐、尖耳”的“闾”，应为“驴”。程少轩著文指出：“‘闾’当读为‘驴’，参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术讨论区《天水放马滩秦简所见‘驴’字考》一帖中中聿(蔡伟先生网名)与s21679(陈炫玮先生网名)两位网友的讨论。网友‘子居’认为‘驴’与‘闾’非同一动物，似求之过深。‘免耳’原释‘尖耳’，从陈剑(2011)改释。”程少轩“‘闾’当读为‘驴’”的意见，是合理的。
《说文·马部》在“駃”“騠”“骡”之后即是“驴”字，明示“驴”与“駃騠”“骡”的关系。许慎写道：“驴，兽，似马。长耳。从马，卢声。”段玉裁注发表了值得重视的意见：“按驴、骡、駃騠、騊駼、驒騱，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盖秦人造之耳。若《乡射礼》‘闾中’注云：闾，兽名。如驴，一角。或曰如驴，歧蹄。引《周书》‘北堂以闾’，‘闾’断非‘驴’也。而或以为一物，何哉？”段注以为“驴”等“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特别提出“盖秦人造之耳”，体现了文字学与历史学的卓识。“驴”本来中原地方“不用”，而“秦人”所“用”在先，因而“驴”字“秦人造之”。而“闾”“驴”“或以为一物”的社会语文知识，其实也是有历史缘由的。
关于“闾”“驴”的关系，还可以举出史例。《魏书·高闾传》：“(高闾)本名驴，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乃改为闾而字焉。”《北史·高闾传》：“(高)闾本名驴，浩乃改为闾，而字焉，由是知名。”
《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将《日书》乙种的这则释文列于“八〇，黄钟”题下，写作：“日中至日入投中宾：闾殹。长面，长颐，尖耳，行□□殹，白皙。善病项。(乙225)”注释：“闾，程少轩读为‘驴’。今按：当读如本字。闾，兽名。《山海经·中山经》：‘县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其兽多闾、麋。’郭璞注：‘闾，即羭也，似驴而歧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驴。’《仪礼·乡射礼》曰：‘于郊，则闾中，以旌获。’郑玄注：‘闾，兽名，如驴一角。或曰如驴歧蹄。
《周书》曰：北唐以闾。析羽为旌。’”正如段玉裁所说，《周书》所言“‘闾’断非‘驴’也”，这里引录并无意义。而所谓“闾”“似驴”“如驴”而有“角”“歧蹄”，或是有关远国异族“奇畜”传闻失实。郭璞所谓“一名山驴”者，可能是说高原野驴。其行急速，不能驯养，以致其形体特征或与其他野生动物混淆。经学文献可见“‘闾’‘驴’通”的说法。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中“闾”即“驴”，应当是正确的意见。
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关于“以畜为名”情形，举出一些汉魏时代反映社会观念与礼俗的事例。秦汉时期人名用与人颇为亲近的动物“狗”“犬”“彘”“雉”等字，例证颇多。陈直《汉书新证》“王子侯表第三下”关于“侯狗嗣免”曾经进行过有意义的讨论：“直按：《汉印文字征》第十、六页，有‘左狗’‘张厌狗’二印，知汉代多以狗名者，与本表正合。”这些情形，体现当时人们与平素所畜养动物的特殊情感，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汉魏“以畜为名”情形，包括其中以平时驯养、骑乘、驾御或者通过观察有所了解的“马”“驹”“骏”“騊駼”等作为人名者，张孟伦曾经予以提示。举例有“梁马”“郭马”“苏马”“刘驹”“冯骏”“郭骏”“鲍骏”“钟骏”“陆骏”“夏侯骏”以及三位“王骏”“刘騊駼”等。分析其原因，或说“北俗之尚质”，“命名”“不避丑恶之字”，或说“父母欲其易于生养”，“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对于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司马贞《索隐》：“孟康云：‘爱而字之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颜师古注：“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写道：“案《索隐》引孟康云‘爱而字之’是也。颜以为‘不欲称斥’则非也。”
张孟伦在讨论“以六畜命名的原因”时，在“父母希望儿子易于生长”题下引录了王先谦的意见，似表示赞同。其实，颜师古注也说“父母爱之”。不过对其“爱”之表达的解说各有不同。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的说法：“犬子，名也，非字。故曰‘名之’也。取其捷便也。因击剑之便利而名耳。愚按‘剑’‘犬’音相近。”“因击剑之便利而名耳”的解说是有道理的。这样正可对应“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的“故”字。但是“‘剑’‘犬’音相近”或嫌牵强。“音相近”的意见，恐难合理解说“马”“驹”“骏”“騊駼”等命名缘由。
后世“驴”作为人名用字史例，正史可见《魏书》“高驴”“周驴驹”，《金史》“李瘸驴”“王阿驴”“郭野驴”“张乞驴”，而元明时代尤多，《元史》《明史》均数以十计。宋人王闢之《渑水燕谈录·谈谑》说到当时“人家以牛驴名小儿”的情形。《元史》可见“江浙行省丞相黑驴”“江浙行省左丞相黑驴”“中书平章政事黑驴”“故平章黑驴”“知枢密院事黑驴”。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二“命名奇诡”条有所讨论，举《元史》“皇庆中有驸马丑汉”“江浙行省黑驴”例，以为“此亦北俗之尚质也”。
以“驴”为人名所体现北族传统文化的“北俗”的普遍性，见于元人黄溍《黄溍集》卷二九《神道碑》载录的两通碑文。前者《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文字：“孙男六人：亦老答而阑遗……哈巴失……不兰奚；黑驴；王家驴；木八剌。”后者《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文字：“子男三人：黑驴、王家驴、木八剌。”“黑驴、王家驴”并列，亦见清人魏源《元史新编》卷六二《表五中·氏族中·色目》。虽是“色目”人，但是所谓“王家驴”，明显是仿 *** 通常姓名形式。可知以“驴”为人名用字，是当时社会包括 *** 都普遍接受的风习。通过《元史》以“驴”为名诸例，不仅可知这一情形不同民族没有差异，不同等级也没有差异。
其实，人物以“驴”命名，早在秦时已有文物实例。刘钊分析“秦印姓名”，指出“秦印人名中有以‘马’为名的”，“还有许多人名用的是以‘马’为偏旁的字”。如“驵”“腾”“驚”“驩”“骀”“骚”“驾”“䮇”“
”“骓”“
”“
”“骋”“骇”“驰”“驴”“驹”“騍”“骄”“騃”“
”。刘钊认为，“这应该体现了秦国或秦代重视‘马’的观念。战国至汉代战争频仍，马是战争的重要物资，所以重视马应该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习尚。秦国的历史与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载秦的祖先大费之玄孙费昌当夏桀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费之子大廉之玄孙仲衍为帝大戊御而妻之。造父习御，幸于周穆王，取远道而马不罢。得骥纤离、骅骝、騄耳之驷，西巡守。徐偃王作乱，造父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善于相马的伯乐也是秦国人。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秦国与马的紧密联系，所以秦印中出现如此多的以马为偏旁的人名就很正常了。”刘钊所据“秦印人名”中用“驴”字之例，即：
驴
王驴(《秦代》)
“王驴”秦印的发现，可以说明“驴”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可以看作是秦人对“驴”有一定认识，也有一定亲近感的证明。
参考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中井积德“取其捷便也”的说法，秦人以“驴”为人名，应借取“驴”负重远行等能力表达与寄托“父母爱之”“父母希望”的情感。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可以看作认识“驴”在生产与生活中作用的有意义的信息。
三、《尔雅》：“秦人”所谓“小驴”
《尔雅》是秦汉间成书的中国最早的解说词义与考证名物的名著。“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揔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其中《释兽》，是有关“四足而毛”动物相关知识的总汇。《尔雅·释兽》说到一种异兽：“鼳，鼠身长须而贼。秦人谓之小驴。”郭璞注：“鼳似鼠而马蹄，一岁千斤，为物残贼。”邢昺疏：“鼳鼠身至小驴。释曰：鼳兽名也。身如鼠，有长须，而贼害于物。秦人呼为小驴。郭云：鼳似鼠而马蹄，一岁千斤，为物残贼。”
所谓“马蹄”，所谓“秦人谓之小驴”，“秦人呼为小驴”者，都说明这种动物应当属于动物学分类中之兽纲奇蹄目马科。有以“中国古代动物名称考”为主题的论著将出自《尔雅》“鼠身”的“鼳”，称作“鼳鼠”，均归入啮齿目松鼠科。这样的处理方式恐不妥。言“一岁千斤”者，则说其身型体态大概可以与“马”“驴”相比，而不大可能是啮齿目松鼠科动物。
言“鼠身”及“似鼠”者，应是形貌与“鼠”有某种类同，并非说体型大小“似鼠”。《尔雅》所谓“鼠身长须而贼”，郭璞注所谓“似鼠”，邢昺疏所谓“身如鼠”，其形貌尚难以明确判别物种。推想“鼠身”或“身如鼠”者，或许是皮毛与“鼠”类似。野马、野驴的皮毛是曾经被利用的。古代文献所见往往与“鼠皮”并说，也可以看到野驴皮革进入市场的记载。
而所谓“贼”，“为物残贼”，“贼害于物”，所说大概是难以调驯、未得驯养的野生动物。
虽然“鼳”究竟是何种“兽”，我们目前尚不能确知，但是“秦人谓之小驴”“秦人呼为小驴”的说法引人注意。这种动物为秦人所熟悉，而以“小驴”称之，说明秦人有关“驴”的知识是比较普及的。
四、“驴”与草原生态地理及秦人活跃于西北方向的历史表现
秦人对“驴”的早期认识及引入尝试，与西北方向的活跃表现有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从世界史的视角分析了“海洋”和“草原”对于文化交流的作用。他指出：“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样的意义。草原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草原这种“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
“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中国上古文献并不习惯使用“草原”这一地理语汇，而注意“水草”“善水草”“水草美”“水草之利”条件适宜游牧射猎经济，同时“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的意义。“逐水草迁徙”“逐水草移徙”“逐水草往来”诸民族的发育与强盛及其活跃表现，促进了欧亚大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进步。而秦人与这一方向的民族有密切的接触和交往。秦穆公“霸西戎”，体现出在这一历史文化进程中的积极主动性。
汉代有以“宜西北万里”宣示进取精神和成功理想的习用语。其实秦人的努力可以看作这一文化趋向的历史先声。后来匈奴人称中原人为“秦人”，西域人也称中原人为“秦人”。这种称谓到东汉时期依然沿用，足以证明秦人曾经开拓西北方向文化交往的历史功勋。
西北草原荒漠地方的“水草”条件为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而这样的生态环境适合“野马”“野驴”等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育。居延汉简可见有关“野马”“野橐佗”活动的文字记录。简文所见“野马”，有的可能是“野驴”。秦人早期长于畜牧经营，所谓“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以及
“马大蕃息”等历史记录，说明他们对于马科动物有一定驯育经验。而对于优良马种的寻求，远至西北“流沙”地方。这样的努力，可以看作汉武帝时代远征西北，“涉流沙”“经万里”，终得“天马下”“天马来”，“天马内向”的空前的畜牧业开发运动的历史先导。这些契机，都为秦人较早形成有关“驴”的知识提供了可能。
河西地方的“野马”，长期被看作“土产”资源。《新唐书·地理志一》记载，灵州灵武郡“土贡”有“野马、鹿革”，会州会宁郡“土贡”有“野马革”，丰州九原郡、单于大都护府、安北大都护府“土贡”皆有“野马胯革”。《新唐书·地理志四》记载，凉州武威郡、瓜州晋昌郡、甘州张掖郡、肃州酒泉郡，“土贡”皆列有“野马皮”。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丰州”、卷三九《陇右道上》“兰州”，卷四〇《陇右道下》“凉州”“甘州”“肃州”“沙州”，都说当地贡品有“野马皮”，大多明确写道：“开元贡：野马皮。”研究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的学者对这些资料予以重视。有研究者指出，一些文献中说到的“野马”“不是真正的野马，而是野驴”。如宋人彭大雅撰《黑鞑事略》所说“曰野马”者，注文“如驴之状”，即并非“真正的野马”，而是“野驴”。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所谓“今宁夏、甘肃及辽东山中亦有之”的“野马”，“实际也是野驴”。当然，一些地方“既有野马又有野驴”。对于这些地方早期“野驴”的知识，富有畜牧生产经验的秦人应当有所总结，有所传播。
对于“河西走廊”“野马、野驴”的区域分布，有学者指出：“本亚区西邻现今的野马、野驴产地，地理环境亦曾适宜它们栖息；文献中虽称‘野马’为多，但亦有‘野驴’‘野骡’的记载，联系西北俗称‘野马’中包括野驴，或错称野驴，可以确认本亚区历史时期是野马、野驴的产地之一。本亚区东部的野马、野驴消失得较早，西部野驴尚残存，野马已灭绝。”这一地区，正当秦人向西北发展的主要路径。文献所见其他地区的“野马”，论者以为“可能是野马和野驴”，又写道：“据说30多年前，敦煌南湖一带林中还有‘野马’活动，不过这时的‘野马’可能是今动物学上的野驴。”至于秦人曾经作为经济与文化主要基地的地区，研究者也发表了明确的判断：“从地理环境看，历史时期文献记载的陇东南‘野马’多为动物学上的野驴。”
上古文献所见记述“野驴”踪迹以及人类有关“野驴”活动之文化记忆的文字，是片断的，残缺的。这些文化迹象，多与秦人的活动有关。就“驴”这一畜种引进史来说，秦人有重要的贡献。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对于全面认识秦史以及民族交往史、丝绸之路史，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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