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家国情怀?
当年刘福通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就喊了这么一句口号：贫瘠江南，富夸塞北。
是的，你没有看错，自宋朝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江南烟火瞳瞳，好不热闹。
但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百里鸡犬不闻。
有元一代，江南（原宋境）的税制为“两税法”，即一年需要缴纳“夏税”和“秋税”，而其他地方只需要缴纳“秋税”。
整个江南地区几乎承担了，元朝岁入粮赋的一半以上。
以1324年元朝的岁入举例，是年，全国累计岁入1200万石粮食。
原宋境内的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五地累计690万石粮食，占比57.5%。
至于其他的金银铁税等，找不到具体数据，就不举例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江南地区赋税比例肯定比其他地方高。
这些民脂民膏都被官府集中起来，送往塞北，给那些漠北宗王、部落领主、军事贵族、王子皇孙享乐所用。
这么大规模的搜刮，硬抢肯定是不行的。
要想捞银子，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一次收的税可不能太多。
要是一上来就是高税率、勒索盘剥，人家老百姓也不傻，饿死累死都是死，咱就饿死算了。
引得老百姓大规模 *** ，这样谁来干活？
那群吃得滚瓜溜圆的蒙古老爷吗？
不不不，世界上最会捞钱的 *** ，从来不是那种横征暴敛的 *** ，最会捞钱的 *** 往往都是将税收结合现实，揉入日常生活，捞钱细无声。
要达那种我征了你，但是你感觉不到的地步，否则有很大概率激起民变，给自己找罪受。
大元朝建立后，蒙古管事的集团基本都忙着喝酒、滥交、谋杀呢，哪有时间管理国家，要不是没钱霍霍了，他们甚至连税都不想收。
他们要想捞钱，基本上就是简单粗暴的增加农业税，今年你家产了1000斤谷子是吗？那先交700斤的税吧。
农民辛苦了一年，你一句话要加税，人家都给你打工了，还要饿死，资本家都知道给你开点工资，不至于消极怠工，这样的 *** 不激起民变才怪。
所以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办才好。
于是蒙古人就引入了善于经商和理财的色目人来替蒙古人捞钱。色目人的范围很广，其中就有犹太人、 *** 人、波斯人，这几个中东老表是出了名的会做生意。
所以蒙古人到欧洲四处征战时，都带着他们来管理经济和财政以及进行东西方的贸易，当然放高利贷这种传统艺能也不会少。
所以这群色目人很快就掌握了蒙古人的经济命脉，并获得了蒙古帝国二等公民的身份，他们不是高官厚禄就是商家巨贾，地位比南人高了一大截。
要论民间土豪更好的时代是哪个？刘伯温等一大票大儒一定会跳出来说大元朝。
为啥？因为元朝搞出了包税制这种东西。
最开始的蒙古人以抢劫起家，后来契丹人耶律楚材帮他们设计一套正规的农业税，这是他们之一次享受到税收的好处。
但是这种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关键是农业税收来的钱太慢、太少。这种细水长流的收入，并不能满足他们四处征战的需求。
于是色目人给蒙古人出了个主意，你们不是缺钱嘛，我可以帮你一次性提现，让你大快朵颐一场，但是收税的权力你可得给我。换句话说就是，商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 *** 一次 *** 齐某项税款后，商人就可以在规定的区域向百姓征税。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坑，但这种既有害于国家又有害于百姓的税制，还被蒙古人同意了。要是 *** 不配合怎么办？没关系，咱们可以培养一群买办集团，将这个权力拍卖给他们，这叫以汉制汉，地主们有的是法子让农民掏出钱来。
于是这个政策一出，全国各地的豪强们云集响应，有时候甚至一个地区收税钱都能拍卖到原价的好几倍。
比如说，浙江这个地区，每年元 *** 派自己的税务官去收，只能搞到300万两白银，但是把这个收税权力拍卖出去就可能收到600、900万的税款。
靠着这个法子，中央 *** 得到了好几倍的财源、艺高人胆大的地主从百姓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 *** 和地主是双赢了，叫苦连天的只是百姓。地主既然花了300万承包了原来只有100万税收的地方，那么自然可以将税收到500万，钱怎么来？
他们可不关心，就像他们也不会关心安徽凤阳一个叫朱重八的孩子，他爹娘和大哥二哥是怎么死的一样。
沈万三就是买办的其中一员，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巨量的财富从江南百姓中，流到塞北的苦寒之地。
沈万三是怎么富起来的？无非是外贸、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垄断。
咱们先说危害比较小的外贸。
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为了解决8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于是命罗壁、朱清几人开辟了一条从浙江刘家港到大都的新航线。
全程总计万余里，跨越了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
这条新开辟的海上漕运线，几乎就是大都的经济命脉。有了这条线，每年从江南等地运往大都的粮食可以达到350万石左右，而且途中运粮的损耗也从25%降到了1%。
海运的成功扩宽了元朝领导人的视野，增强了元朝的造船技术，同时也盘活了我国沉寂而漫长的海岸线。
沿海地带的经济蓬勃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比如现在的上海和天津两大都市，都是得益于元朝的对外贸易才逐渐发展起来。
上海在元朝始设为县，并开港口，立市舶司进行对外贸易。而天津则是各路海上船只的最后落脚点，因为各种进口的好玩意都要先拿给蒙古老爷们享受一番。
沈万三就是通过发达的水路运输，以周庄（江苏苏州）为中转站，将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货物运往海外。
又将海外的珍宝、象牙、木材、香料等运回中国倒卖，如此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沈万三搞外贸的原始资本，从哪里来?除了从农民身上剥削之外，就没有其他法子。
元末社会动荡不堪，天灾频发，农民破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而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们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卖。
那么怎么将土地从农民手里抢过来呢？《大明王朝1566》就给了一套标准的玩法。
那就是利用天灾和人祸去压低土地价格，让老百姓在饿死和卖地之间做出选择。看似有得选，其实没得选。
就这样，沈万三积累了数千顷田产，形成了区域垄断，无数破产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了沈万三的打工人。
而他本人也成为了蒙古人的“运粮大户”，农民们辛苦生产出来的粮食、布匹、盐铁茶都被他运到大都供蒙古人吃喝玩乐。
作为回报，蒙古人给予了沈万三们自由收债的权力，也就是说沈万三们放的高利贷受到了蒙古帝国的法律保护。
沈万三们的敲骨吸髓得到了皇家认证，就这样，整个江南地区在这种集团式的盘剥之下，变得贫瘠不堪。
但是这还不够，碎片化的种植，根本就不能发挥土地的更大效用。
于是大量的土地被集种起来，进行集约化粮食、茶叶、桑叶生产。比如，苏东种粮食、那么苏北就种茶叶、苏南种桑叶等。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某一区域的粮食肯定不够人吃。那么怎么办？好办，既然本地粮食不够吃，那就从安徽、湖广等地进口。
在太平年间，粮食贵点就贵点，只要还有口饭吃，农民也还能接受。但是粮食安全问题在天灾时就是更大的雷。
安徽凤阳等地，历来多灾，但是好歹中国农民有着积粮渡荒的习惯，只要不是连年大旱，总能挺过去。
但是一旦连着几年不下雨，农民想买粮都买不到。当时元朝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在民间滥发了无数纸币，导致其根本不值钱。大地主们也知道这种纸币如同废纸，所以他们大多都是攒着真金白银。
所以你猜，到了灾年的时候，湖广、安徽一带的粮贩子会将粮食卖给凤阳那些拿着宝钞的灾民吗？
当然不会，人家首先卖给的还是能拿得出真金白银的大地主。于是，粮食、土地、金银都集中在了沈万三们的手里。
有了无数的钱、粮、土地之后，沈万三们担心的就不是怎么捞钱了，而是怎么使得这些财产保值，不至于在兵荒马乱的元末被乱兵给抢咯。所以他看到曾经有着业务往来的私盐贩子张士诚起兵造反时，他立刻双手把钱奉上。
张士诚造他的反，沈万三经他的商，一个给沈万三提供安保服务，一个给张士诚上交保护费。张士诚闹得越凶，沈万三生意越兴隆。但是张士诚在江南闹，等于掐断了元朝的经济命脉，凡要人性命，必招人死拼。
不止朝廷打他，曾经的起义军兄弟、朱元璋、方国珍都想把他啃下来。在三面夹击之下，他只好投靠了朝廷，混了个太尉的官。做出此等抉择，对于张士诚来说，无可奈何，但对于投资他的沈万三来说，利益暴增数倍。
于是他名正言顺的享受起了元朝海上贸易的优惠政策，做起了官方生意，他的财富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暴增。
后来朱元璋统一了天下，把元朝人往塞外赶的同时，连沈万三背后的色目人也一并叫他们卷铺盖滚蛋。
新社会，新希望，沈万三家族自然想到了攀上朱元璋，好在朱元璋也刚当家，缺钱缺得厉害，只要想来送钱，那么来者不拒。
沈万三家族于是觉得那种感觉又来了，改天换地，新朝旧主又怎样，钱和权，什么时候分过家？
资本从来没有祖国。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开始筑南京城墙，沈家出钱、出工。累计干了四年才完工，光是沈家修建的工程量就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沈万三家族的腰包，差不多被掏空了。但是他们心情并没有沮丧，因为沈万三的儿子沈茂、沈旺分别被授予“广积库提举”、“户部员外郎”的官。
官职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官方的认证，成了朝廷的人了。但重农抑商乃是大明朝的国策，如果继续让这些大商人们在社会商蹦跶，那么无异于动摇社会根基。
这不是朱元璋思想落后，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无奈之举。
历史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到了明朝后期，江南士绅们终于还是控制了社会舆论，将他们标榜为与阉党有别的一股清流。
后来他们打着不与民争利的口号，搞大规模不受监管的对外贸，输入大量白银，搞出了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这下农民手里仅存的那些银子都开始不值钱了。
当明末遇到小冰河世纪时，西部连年大旱，他们又在自由经济的支持下，将原本为数不多的粮食高价卖给了后金和江南所谓的桑棉基地。
再加上他们在朝廷的话语权，每当朝廷提议收商业税、矿税时增加财源时，他们纷纷跳起来反对。
最后导致国家既没有粮食救济灾民，也没有钱戍边，明朝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中亡了。
士绅们在乎是谁的统治吗？不关心。
毕竟闯王来了他们得被拷打一番后掏出钱来。
而山海关的门一开，他们该干啥还是干啥，种地的种地、读书的读书，博取功名的继续考试，过得比大明朝还要舒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