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年夫妻情断，她不要女儿养老，61 岁留遗产，却无人问津！
生于乱世，历经浮沉，她的童年蒙上阴影，婚姻之路亦不平坦，创业途中更是充满艰辛，甚至两度身陷囹圄……这一切，都构成了她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舛的人生篇章。
她曾拥有过幸福的时光，也曾跌落至一无所有的深渊：幼时，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然而，在她年仅十三岁时，命运却将她推向了青楼；十五岁，她成为督军夫人，享受着丈夫的宠爱，却也饱尝了家暴的苦楚。
三十四岁那年，她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踏上了创业的征途，从商业大亨到一度穷困潦倒，她的人生轨迹如同过山车般跌宕起伏。身为女子，董竹君却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将自己的人生编织成了一段传奇。
“对于人生的坎坷，我并无怨言，唯独对爱情，心中存有一丝遗憾。”面对命运的残酷，她选择了宽容与释怀。然而，那段曾经的夫妻情深，却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❶」
董竹君，1900年生于乱世中的上海滩，出身贫寒，父亲是拉黄包车的，母亲则在富贵人家做佣工。尽管父母文化有限，家境清寒，但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决意不让女儿重蹈覆辙，期盼她能嫁得良人。于是，他们费尽心思，将董竹君送入私塾求学。幸运的是，董竹君天生聪颖，是块读书的料。
然而，命运弄人。董竹君13岁那年，父亲病重无法劳作，母亲也因社会动荡失业，家庭经济陷入绝境，连温饱都成了奢望，更别提学费了。为求生存，父母忍痛将董竹君卖入青楼，换取三百大洋以解燃眉之急。幸而，因爱女心切及董竹君年幼，双方协定她只卖艺不卖身，成为“清倌人”，期限为三年。
但青楼之中，脱身并非易事。董竹君天生丽质，嗓音清脆，一开口便令人陶醉。她的才貌双全，使她迅速成为青楼头牌，成为摇钱树般的存在。
随着年岁增长，董竹君愈发亭亭玉立，老鸨见状，愈发想将她长久困于青楼。彼时，众多富家子弟因董竹君之名而来，甚至向老鸨施压，希望她能堕落红尘。目睹身边姐妹遭受欺凌，董竹君心中充满愤怒与不平，对老鸨的堕落之计坚决 *** 。她深知世间人情冷暖，更对这不平等制度深感不满，曾言：“同为人，何须为权贵所役？”
岁月流转，董竹君原想熬过三年，期盼父亲能来接她离开。但青楼生活日益艰难，老鸨的阴谋也步步紧逼。她深知，若不采取行动，终将难逃青楼深渊。于是，董竹君萌生了逃跑的念头，誓要摆脱这不公的命运。
「❷」
在董竹君的逃亡计划中，夏之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战乱纷飞的年代，踏入青楼之人，无外乎两类：一类是挥金如土的好色之徒，另一类则是肩负使命的革命志士。青楼，对他们而言，竟是隐蔽身份的绝妙之地，夏之时便是后者中的一员。他，满腔热血，心怀家国，曾随孙中山先生并肩作战。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迫流亡上海，将青楼作为掩护之所。
董竹君忆起往昔，夏之时与那些寻欢作乐之人截然不同。他人嬉笑轻浮，而他，从不对她戏言，亦不与其他女子有丝毫亲昵，神色始终庄重。他们的交谈，或论国事，或讲革命，字字句句皆显正式与真诚。在这不经意间，情愫悄然生长。
“我对镜自怜，暗自庆幸，自认容颜足以匹配这位爱国志士。”正值青春年华的董竹君，已将一腔深情献给了风华正茂的夏之时。这份爱意，更坚定了她逃离青楼的决心。
相处日久，夏之时亦对董竹君心生敬意。得知她的苦楚与逃离之愿后，慷慨的夏之时主动提出为她赎身，却遭董竹君婉拒：“我非商品，不愿日后因金钱之故而失尊严。”
董竹君坚持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困境，她认为，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是婚姻的基础。唯有如此，方能赢得真正的自由与尊严。她深知，若夏之时以金钱赎她，未来的日子或将难以抬头，更遑论平等。
为免遭轻视，董竹君精心策划，终得逃离。她归还所有财物，假意病重，趁守卫不备，孤身逃离青楼。晚年，她在自传中深情回忆：“那一刻，身心束缚尽除，如飞鸟翱翔天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我首次真切感受自由，永生难忘！”
然而，重获自由的董竹君并未急于与夏之时成婚。面对求婚，她保持冷静，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一不做妾，二赴日本求学，三婚后各司其职，他主外她主内。夏之时欣然接受，这份勇气与决心，在当时社会实属罕见。
终于，1914年春末，两人在法租界松田洋行共结连理。彼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年仅15岁，一段传奇佳话由此开启。
「❸」
从青楼女子蜕变为督军夫人，这不仅是惊人的逆袭，更是生命中的重大转折。
然而，婚姻生活并未如董竹君所憧憬的那般幸福满溢。婚后，她与夏之时共赴日本，原本以为能踏上留学之旅，却不料现实远比她想象的复杂。夏之时的自私与大男子主义逐渐显露，他虽允许董竹君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注册，却禁止她踏入校园，只允许家庭教师上门授课。于是，董竹君在家中自学完成了日本女子高中的全部理科课程。
面对这一安排，董竹君并未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更多的是无奈与对未来的憧憬：“待我学成归来，定当勤勉持家，精心培育子女，全力辅助丈夫成就国家大业。同时，我也渴望为男女平等、争取女权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创办事业，以经济独立为基石。”
在日本的日子，尤其是两人育有大女儿夏国瑛后，那段时光成为了他们记忆中难得的甜蜜。但好景不长，1915年，夏之时因公返回四川，临行前赠予董竹君一把枪，既为防身，亦含威胁——若她背叛，便以此自裁。此外，他还安排四弟以陪读之名，实则监视董竹君，深恐其旧情复燃。这一切，皆因夏之时对董竹君的过去心存芥蒂，不信任其忠诚。
尽管心中五味杂陈，董竹君仍以大局为重，隐忍不发。后因夏父病重，她携女回国，踏入夏家这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大家庭。此行，对她而言，无疑是一场考验与隐忍的旅程。
初入夏家，董竹君便遭遇了诸多刁难，较之寻常新妇有过之而无不及。夏母更是直言不讳，以董竹君的青楼出身为由，贬损其身份，甚至要求夏之时另娶正室。此言如刀，深深刺痛了董竹君的心，但她凭借一身傲骨，誓不屈服于这冷眼与偏见之中。
为了赢得夏之时家人的喜爱，董竹君展现了极大的隐忍与付出。从晨光初照至夜幕低垂，她不仅承揽了家中所有琐事——洗菜烹饪、管理账目、打理家事，且每一样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人心。然而，仅凭这些日常劳作尚不足以彻底打动夏家人的心。董竹君深知，要彻底赢得他们的认可，还需额外的心思。于是，她将从海外带回的洋货慷慨赠予家人，上至长辈，下至孩童，乃至家中的仆役，无一遗漏，使得每位成员都感受到了她的心意。此举终于让董竹君赢得了夏家上下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夏之时的父母，他们不仅接纳了她，还特意为她补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以示尊重与认可。
然而，家庭关系的和谐并未能持续太久，董竹君在收获家庭认可的同时，却遭遇了夫妻情感的危机。夏之时突遭军权剥夺，仕途受挫，这让他心灰意冷，性情大变，从昔日的革命斗士蜕变成了脾气暴躁、沉迷于赌博与吸食大烟的封建乡绅。在情绪的驱使下，他甚至对董竹君动手，以此宣泄内心的不满。
起初，董竹君还抱有一丝幻想，认为夏之时的暴躁只是暂时的，只要时间能抚平一切，两人便能重归于好。但她渐渐意识到，家暴的界限分明，一旦开始，往往难以止息。
董竹君创办的“富祥女子织袜厂”与经营黄包车出租的“飞鹰公司”，因经营困境相继关闭，不料这却引发了夏之时的猜疑，他竟怀疑董竹君在暗中转移财产，疑心之下，甚至持菜刀追赶董竹君。
为缓解夏之时的情绪低谷，董竹君特建书房，期望他能通过阅读寻求心灵的慰藉，然而夏之时却自视甚高，对董竹君冷言相向。
董竹君接连诞下四女后，夏之时的封建男权思想彻底显露无遗，他开始指责董竹君未能延续香火。
直至董竹君诞下一子，重男轻女的夏之时更是变本加厉，严禁四女接受教育，视女孩为累赘。
面对夏之时的辱骂、歧视与家暴，董竹君终至忍无可忍。一次，夏之时见女儿与男孩交谈，竟怒斥：“不知羞耻！皆因你母失教！我赐你绳索或利刃，自行了断！”此言彻底击垮了董竹君，她坚决提出离婚。
夏之时对此嗤之以鼻，提出荒谬的“君子协定”：“不即离婚，分居五年。此间，你若携女未饿毙于沪上，我便割掌中肉为你煎鱼。”在他看来，董竹君离开自己将无法存活。
董竹君无视其嘲讽，毅然舍弃夏家富贵，带着四个女儿离家出走。此举轰动一时，各大报刊竞相报道，甚至有八卦新闻以“夏家都督陷困境，将军街现娜拉影”为题，引人瞩目。
「❹」
在动乱的年代，战火连绵不绝，董竹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夏之时，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业的洪流中，将婚姻与情感的纷扰彻底抛诸脑后。创业之路，本就布满荆棘，更何况是在陌生的异乡，其艰难程度更胜往昔。
初抵上海，董竹君的日子并不轻松，生活的重担已让她喘不过气，加之夏之时的不断纠缠，更是让她的心灵疲惫不堪。未曾料想，夏之时曾放言威胁，却未能料到董竹君的心志如此坚决，说走便走，毫不留恋。此后，他频繁寄信，试图挽回，但董竹君均不予理会，信件如同石沉大海。
更令人咋舌的是，夏之时竟策划出荒诞不经的阴谋，欲雇凶加害董竹君。他联系了上海旧社会中几位颇有名望的人物，企图让他们将董竹君装入麻袋，投入河中。然而，命运弄人，这些人物非但与董竹君相识，还对她极为尊重。听闻此计划，无不痛斥夏之时糊涂至极。
与此同时，董竹君在朋友的鼎力相助下，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并筹划着开设纱管厂。为此，她废寝忘食，甚至安排孩子们寄宿，以便全身心投入事业。但遗憾的是，尽管她不懈努力，产品销量却始终不尽如人意。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随着“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爆发，董竹君的纱管厂不幸遭遇日机轰炸，整个厂区化为乌有。面对如此重创，她并未放弃，而是四处奔波，筹集资金以图重建。在此过程中，她因发表抗日言论而险些被捕，后又因遭人陷害身陷囹圄。最终，能重获自由，全赖她亮出夏之时夫人的身份，尽管此举让她内心极为不愿，但为了生存与自救，她不得不为之。
时光飞逝，五年的分居期限已到，夏之时如约抵达上海。董竹君及其四位女儿并未如他所料陷入绝境，但生活状况亦非乐观。雪上加霜的是，董竹君的父亲病重，这让她感到生活似乎已陷入绝境。
面对此景，夏之时本以为董竹君会放弃离婚的念头。然而，他未曾料到，董竹君性格刚烈，岂会因困境而重回往昔的束缚。
夏之时深情恳求：“多年的夫妻情分，你真要如此决绝地一笔勾销吗？”
董竹君坚定地回应：“你所认为的‘爱’，我已无力承受。我们志趣不合，观念相左，缺乏共同语言，继续生活只会徒增彼此的痛苦。”
于是，董竹君坚决要求离婚，她不求任何财产，但要求夏之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不中断对孩子们的抚养费；二是若她遭遇不测，望他能念及旧情，确保四个女儿完成大学学业。
摆脱婚姻的枷锁后，董竹君的人生迎来了转机。1935年3月，四川商人李崇高在上海处理军务时，特地拜访了董竹君，并慷慨解囊，借予她2000元作为创业资金。董竹君用这笔钱创立了“锦江川菜馆”，这后来成为了闻名遐迩的“世界政要行宫”——锦江饭店的前身。
凭借个人的努力，董竹君的菜馆生意蒸蒸日上。当时，众多 *** 显贵频繁光顾，包括大人物杜月笙、黄金荣，他们皆是董竹君餐厅的常客。甚至国际巨星卓别林也曾造访她的餐馆。传闻，当餐馆座无虚席时，即便是杜月笙前来，也需耐心排队等候。某次，杜月笙在等待中略感不耐，便通过服务员转告董竹君，建议她扩大店面，并表示愿以他的名义与房东孙梅堂协商。董竹君对此求之不得。孙梅堂闻讯，误以为杜月笙是董竹君的坚实后盾，立即提供了更多房间以供店面扩张。扩张过程中，因需搭建天桥跨越道路，董竹君再次倚仗杜月笙的协助，成功获得法租界工部局的特许营业执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成为了众多革命者的避风港。她不仅援助爱国青年，还为前线抗战慷慨解囊。同年，她携手《大公报》女记者共同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积极倡导女权，为女性权益发声。
1940年冬，为躲避战乱与日军的骚扰，董竹君携女远赴菲律宾避难。直至1945年初，她才重返上海。然而，此时的锦江川菜馆及她后续创立的锦江茶室均因 *** 人张进之的管理不善而陷入困境，几近倒闭。幸而董竹君机智应变，迅速筹集资金，重振锦江。
据传，郭沫若在上海困顿时，一直由锦江川菜馆负责膳食，他因此将董竹君比作“漂母”，赞誉其“一饭之恩重千金”，并赋诗以表感激之情：
患难之际一饭恩，千金难买此情深。
今朝巾帼展英豪，娜拉精神令人钦。
「❺」
上海解放后，董竹君将锦江两店合并，命名为锦江饭店，使之成为招待外国元首的高级场所。同时，她慷慨地将自己十余年奋斗所得的十五万美元悉数捐献给国家，并上交了个人所有的花园住宅，仅保留了郭沫若亲笔的《沁园春》词作及一套文房四宝作为纪念。
鉴于董竹君的杰出贡献，周总理特在家中为她举办宴会，并深情地说：“多年来，你为党在各个领域默默耕耘，贡献卓著……革命之路本就艰难，女性革命者更是面临重重挑战。你深知其难，却勇往直前，实乃女中豪杰，当之无愧。”
董竹君原以为战争的结束能带来安宁的生活，不料1967年，她却因“特务嫌疑分子”的罪名无辜入狱，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涯。1970年2月，董竹君在监狱中迎来了自己70岁的生日，这一特殊时刻被她深刻记录于晚年回忆录中：“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心未变。青松傲立风雪间，我亦巍然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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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世事沧桑，董竹君于1997年12月以97岁高龄辞世。她以“我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一语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这既是对过往艰辛的淡然，也是历经风霜后的坚韧与傲骨。正如她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所言：“我未曾因冷落而动摇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前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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