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病人忆：出院后去厕所 里面人全跑光

陈晓楠：随着2003年夏季到来，沉默的北京又恢复了以往的喧嚣，街上的人们都笑着说，非典病毒已经被这高温烧死了。空旷的马路再次变得车水马龙，地铁里上班的人流再次往来不息，一场非典匆匆而来，又这样匆匆而去。

这座城市非典前后，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某些从非典的黑洞中捡回一条性命的人来说，生活不复从前。 李朝东：我这一回来碰见老街坊，我说我上厕所，我一进厕所，甭管这儿拉屎撒尿的，人家全跑，人家都侧着身。刚从医院回来什么钱都没有，我叫我儿子，我说上我们单位报点销去吧，我们单位说了，直跟你说你别过来过来，把钱搁到窗台上，不是，把那发票搁在窗台上吧，那边上有个东西你压着。然后人家得戴手套，然后人再点这钱，你得晒会儿。

解说：在非典疫情结束之后，湖北就曾传出过一则消息，一位非典患者出院后返乡遭拒，不得不在当地福利院安身。当周围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通往患者家乡的中巴车空无一人，运往外地的蔬菜无人问津，而且亲友都不相认，最终引发了自杀的悲剧。 对于李朝东来说，外界的不理解或是有偏见，都可以理解，但是李朝东最不能接受的是家人的冷漠，亲情的流失。 李朝东：我回来的时候，我刚一进家门，然后是我弟弟，我说我回来了，我妈说别进我屋，别进我屋，进你们屋，完了我回来我儿子说，我说这屋子怎么那么脏啊，我儿子说，爸，我比您提前两天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咱家这屋门，这三个屋门都开着呢，人家这个北新桥的公社天天消毒来，就屋里都是药味，人家一进屋，您走时候什么样，这谁了，该倒的倒，该归置归置，我都给您归置一遍了，要不您进来更待不下。 解说：李朝东这些年的遭遇，就像暴雨中被不断拍打的野草，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他没有喘息的机会。出院不久，李朝东和妻子相继感到腿疼，而疼痛的程度一天天加重。很快，李朝东发现，其他非典病友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武震：后来就是有一个病友，他给我打 *** ，说咱们住在长辛店医院的很多人都查出骨坏死来了，股骨头坏死，说你也去查查吧。 方渤：接着我就让我们全家人，幸存的人都去查了一下。 武震：我开始还说我觉得我不可能，我说我这么年轻，而且我现在活蹦乱跳的，什么都能做。 左冬晶：我还没有下核磁的床，核磁的大夫就跟我说，小左啊，坚强啊，要坚强，不太好。

武震：拿到报告以后我当时看错了，我看成那个是，它的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然后我就光看见无了，看见坏死，我说看，没坏死。 方渤：七个人，幸存的，当时就查出五个人有问题。 武震：当时我看大家那表情不对，我又读了一遍，是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解说：股骨头坏死，在骨科领域，它属于难治性疾病，虽然对生命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不进行有效治疗，病情会快速恶化，骨细胞和骨髓成分会逐渐死亡，导致股骨头塌陷，关节功能障碍。 曹宝珍：因为说最后的那个，最后的结局就是动不了了，就瘫了，甚至有的就得换，甚至有的就得截肢，我一听这个我也挺害怕的呀。 解说：因为至今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 *** ，股骨头坏死又被人被形象的称为不死的癌症，这对于刚刚从死亡线上活下来的非典患者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 左冬晶：天哪，要比我得非典的时候绝望多了，非典你可能觉得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活着，而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你年纪轻轻可能就是一个残疾人，就是一个瘸子。 武震：怎么这么倒霉呢，好不容易大难不死，谁说有后福啊，这后福也没来呀。 左冬晶：我特别喜欢跳舞，也特别喜欢旅游，所以当我知道自己得这个病，当我知道可能就会变成残疾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绝望了，非常绝望，我不能接受自己是一个残缺的人，生活才刚刚开始，哎呀那个时候，让我太难受了。 解说：2004年3月，北京市卫生局成立专家组，对非典后遗症患者开始进行系统治疗。首先接受治疗的是在非典救治过程中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他们的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由各自所在的医院承担。但是对于大多数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是有工作单位却没有编制的人来说，这一规定又将他们挡在了门外。 武震：我们单位的这种性质，它是那种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我们都没有公费医疗，当时就跟农民的那种待遇一样，你要是这样看病，我根本就支付不起，换个关节又十万多块钱。这些年看病，那又不知道多少钱了，就觉得是个天文数字，当时我才挣几百块钱，2003年的时候，才挣几百块钱。然后一下子精神就垮了那时候。 陈晓楠：在北京奥运之前，北京市 *** 出台了关于非典后遗症等患者的补偿方案，对每一个非典死者呢，付给5000元的丧葬费，从2008年起，中国红十字会每年会给每个后遗症患者一定的补助，其中有工作的4000元，没有工作的8000元，这被病友们称为是7.28方案。不过对于这些没有经济来源的后遗症患者来讲，一年8000的救助可能只是杯水车薪，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他们面临的现实是，一旦住院动手术，他们请不起护工，而一旦有任何意外的话，同样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家人无人照看。

曹宝珍：没工作的一年给8000，有工作的给4000，像我就是一年给这4000块钱，但是这4000块钱说句实话，干什么呀？合到每个月里头三百多块钱，什么也不够。 杨立刚：我没有收入，就指着国家这一年给我这8000块钱，我爱人还没有，只有我有，只说是骨头和肺是国家承认的，精神方面的国家不承认。 解说：非典后裔者患者常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仅有骨坏死和肺纤维化这两类疾病才能享受 *** 医疗减免政策？他们得到的答复是，目前为止，医学上很难分清疾病的诱因到底是接受了激素治疗，还是后来经历所致，这些还需要专家组来论证，需要一个过程。 陈卫衡：股骨头坏死，除了激素还有别的原因，饮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外伤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就是说我们针对的病，如果要去改进或者改善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治疗 *** ，不是针对这个人群，而是针对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这个股骨头坏死治疗的一个疗效提高的研究，刚才还说了，对于一个人群，高危人群的筛选，我们也正在做一方面的工作，如果能够筛选出高危人群，那么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我想对于股骨头坏死的患者，无论是从预防还是治疗上都会有更好的帮助，更大的帮助。 解说：但事实上，在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健康检查报告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疾病，重度抑郁症、狂躁症、自闭、敏感、焦虑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 杨立刚：反正最严重的一次，我把家里东西都砸了，但砸的时候不知道。 记者：砸完以后才知道。 杨立刚：最后，完了事以后我就躺床上了，躺床上，我媳妇紧接着叫我爸，我爸过来以后一瞧，我那嘴唇上面都是青的了，我爸就给我掐这个人中，最后我才过来，过来以后我躺了一会儿，平息平息，我说我这家咋这么乱呢？最后我爱人说，都是你砸的。 解说：有一位非典后遗症患者至今不敢乘坐下去的电梯，因为电梯布满非典时喷洒消毒水留下的白斑，健康的失去，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让他们封闭在后非典的小圈子里，不敢，也不愿意走出去。 毕维杰：在很多健康人脑子里这个事已经淡漠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在很多病（人），因为这个传染病感染的这些人是永远不会忘的，为什么呢？他们还是很痛苦的，可能感染轻的好一些，像我这种感染重的，还有相当一批人，他们是永远不会忘的。

方渤：现在在北京非典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医务人员，也包括部队的医务人员，四五百人，全世界八千多例感染非典的，中国五千多例，北京两千多例，就有五百多人，或四五百人，正在遭受着非典后遗症这种灾难的后果。 解说：同仁医院外科大夫岳春河，在意外感染上非典后，曾经在隔离病房写下这样一段日记。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幸的人生更加丰富。 方渤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和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的时候，作为后遗症患者的他，还报名参加了志愿者，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承担 *** 的志愿者工作，但他还是得到了一块表作为纪念品他一直珍惜地戴着它，这让他觉得，他仍然是这个奔腾的社会中的一部分。 陈晓楠：事后曾经有医学专家分，从SARS病情最初的来势汹汹，到最后的突然遁形，有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小汤山和胸科医院扩建之后，集中吸纳了传染源，这证明传染病的防治，切断控制传染源是重中之重。不过很多医护人员还是认为SARS的消失速度之快是一个难解之迷，SARS究竟是什么？它来自哪里？它又去了哪里？这三个问题任何一个都还无法全面回答，无论是在十年前，还是十年后。 解说：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最新的统计数字，截至当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例率近11%，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 何建民：非典这样的，我们可以找到它的病根，可以斩草除根的，围剿它的，我没看到，只是我们阿弥佗佛，我们有一个好运，就是慢慢地这场灾难就消失了，消失有一部分我们是遏制它了，有一部分是自然界的消失了，但是这种灾难，这种病毒会不会用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的中间呢？ 记者：不好说。 何建民：不是不好说，而是必然，总有一天会必然来影响我们的，它是方式不一样，这次是空气传染，下次可能是通过水，通过我们人的接触，通过我们的手机，通过我们电脑，来进入我们这个人类的生活，破坏我们人类正常的生命，完全是都有可能的。 解说：2003年12月24日，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会否再次爆发？科学家将这位病人的病毒样本做基因序列时，发现与2003年10月之后的取样的果子狸病毒标本完全吻合。1月3日，科学家建议全面清剿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 2004年1月5日，广州清剿果子狸，仅仅两天，就捕杀了2000多只果子狸，至1月12日结束。广东先前出现5例病人，直至出院，再无增加。

毕淑敏：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有一些病毒，它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例如说禽流感，可是一过去的鸡是一家一户的养，三只，五只，几十只，现在的鸡可以几十万只在一起养，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集中的这种饲养这个鸡，而且不让它们睡觉，因为为了缩短它们生长的期限，给它们喂以各式各样的抗生素，包括让它们，它们的心脏很小，可是它们的体重已经很重，就是这都是违背了一个生物的正常的规律的，只是为了用更少的代价去攫取更多的利益，就违背了鸡的一个基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一旦爆发了禽流感，大批的死鸡就出现了，而这些禽流感的病毒，它们如果在某些合适的人类宿主身上产生了一种碰撞的时候，它们就会发生变异。本来是在鸡当中流行的一种病，那么就可以在人当中也发生流行。现在就是已经，我们这个病毒已经变异到从鸡可以传染给人，所以每一次现在的预报都是说禽流感病毒，现在还没有发生人传给人的，这样的变异，如果这个变异一旦完成的话，那么禽流感病毒就彻底地完成了，在鸡当中传播的历程，而成为一个人的新兴的病毒。 解说：2004年4月，科研人员又在貂、猫，田鼠和狐狸身上发现了非典病毒，他们还抽检了广东省994个野生动物市场销售人员，发现其中有105人身上带有抗非典的病毒抗体，而123个果子狸饲养员中，仅有4人携带非典病毒抗体，由此可见，果子狸不是非典病毒来源的唯一元凶。 解说：2006年，科学家发现蝙蝠身上也SARS冠状病毒，与人类病毒的同源性在92.6到93%之间，是蝙蝠传给果子狸、貂、猪獾等野生动物，再传给人类的吗？太多细节的缺失，令人无法信服。严格来说，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SARS病毒到底来自哪里，它是谁，它到哪里去，会不会再来，没有人知道，答案在此封闭。 毕淑敏：我觉得病毒是一个古老的生物，我们和病毒并不是这个谁一定要战胜谁的关系，因为地球是一个多种生物共存的这样一个体系，人类现在已经走到了所有着物种的最顶端，我想要学会和各种生物和平共处，因为如果要说谁更早是地球的主人，病毒一定比我们更早。那么具体到一个病毒它开始肆虐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科学家，我们要有一种更为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病毒它是怎样发生了变异？这个病毒它原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为什么会在今天，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样侵袭人类？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不然的话呢，当这个病毒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当这个病毒走了的时候，我们又不知它为何而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又会有什么病毒将来危害人类。 解说：2012年，科学家想弄清楚SARS病毒是否依旧存在，在广州野生动物市场抽取了100名从业人员的血液化样，没有找到抗体，有科学家由此认为SARS已死，病毒很难沉睡十年，当最后一个SARS病人痊愈或者死亡后，它就不存在了。然而也有科学家认为，疾病的发病有一个传播链的问题，当年SARS传播到人，果子狸是一个很好的间接宿主，现在人们很少食用果子狸，间接宿主就没有了，但不代表它不会隐藏到别的野生动物身上，它或许在大自然中沉睡。 黄文杰：尤其是现在这种自然环境这么恶劣，什么森林的减少啊，野生动物的这个栖身地，生存的地方它在减少，所以它很多出来活动的话，那以前可能我们没有见到的这些病原体有可能会感染人类。但是我坚信再也不可能像，出现SARS那样的情况了，无论是医务人员对这种新发疾病的认识，通过SARS的锻炼，对新发疾病的认识态度和我们的 *** 这种运作的模式，以及对处理这种公共突发的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还有关键是那种态度我觉得都完全变了，通过SARS以后。 解说：2013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预警和应对系统督促各成员，必须警惕一种来自中东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自去年九月至目前，人类已经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13人，分别来自沙特 *** 、约旦和英国，死亡人数已达到7人。研究人员测定它的病毒全部序列，基因组显示它与SARS冠状病毒密切相关，这会是它进化后的升级版本吗？

加缪曾在《鼠疫》一书中写道，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这也是我们对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最后的结论。 陈晓楠：目前医学界有一个研究分支，叫新发传染病研究，其实很多疾病可能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是过去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而由于诊断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把它们和我们过去知道的疾病区分开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类的活动能够更多的到达以往无法到达的区域，接触以往不可能接触的环境，因而感染了原来存在于动物，或者是环境中的传染病。除此之外呢，引起疾病的微生物也在进化，一些传染病是新发的，SARS就是其中一种。这样的传染病叫新发现传染病。由此可见，人类可能始终都会面临传染病的危害，而我们永远要做的就是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