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回忆：若非毛主席力排众议，党史就要改写了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刘英自述》中回忆，1943年，她和张闻天一起去医院看过王明，期间，王明以挑拨离间的方式对张闻天说：

“40年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传达了曼努伊尔斯基（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后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张闻天听了王明的话，没有附和，而是坦诚地说：

“我们过去确实有点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1935年夏秋，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就因为“南下”还是“北上”等问题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到两河口会议时已经非常明朗化了。

据杨尚昆回忆，在两河口会议讨论的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策略和 *** ，用挖苦的方式讽刺张国焘的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

张国焘听后非常生气，质问博古：“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那么大块根据地都掉丢了，不能由李德这个外国人负责吧？你们都要负责。”

最后，张国焘虽然勉强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矛盾已经酝酿的很深了。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向党要权，当上红军总政委的事情，以及要求撤销博古总政治部主任，要求中央批准任命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等事情。

8月下旬，右路军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在潘州等了半个月，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这期间，又发生了张闻天和陈昌浩的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在等待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的日子里，总政治部主办了一份叫《干部必读》的刊物，主编是张闻天。有一次，张闻天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强调北上的正确性，以及南下的不可行，但在一些地方措辞用句显得有些不合适。

当时规定，《干部必读》的文章发表时，每一篇都要经过编委会的同意，张闻天于是把自己的这篇文章拿到编委会给大家念，但文章还未念完，编委之一的陈昌浩就拍桌大骂，话说的非常粗鲁，扬言如果张闻天敢发表这篇文章，他就要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斗争他。张闻天最后把这篇文章抽了出来，没有发表。

这件事传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生气地批评张闻天说：

“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也没有。”

毛主席的意思是，在现在这样的僵局下，避免冲突，争取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才是首要的任务。写这样一篇文章，既没有效力，反而增加了冲突，加剧了僵局，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帅，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南下。这封电报无疑违反了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充满了胁迫的意味。这封电报的原文内容争议颇多，无论原文中有没有“武力解决”的字样，不可否认的是，这封电报已经非常严重地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酝酿着分裂的巨大危机。

*** 把这封电报交给中央后，中央面临着两种艰难的选择：

一，委屈求全，放弃原先的北上方针，这样的结果是一步步受张德挟持，最后失去权威和地位；

二，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北上虽然是光明的，但单独北上会带来怎样的变数，谁也不能肯定。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对这个问题陷入了犹豫，应该说，他的犹豫也属情有可原。尤其是考虑到当时两军已经进行了混编，朱老总和刘伯承带着一方面军的红5军团和红9军团在左路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四方面军的红4军和红30军在右路军和中央一起行动。如果各走各的，会不会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发生冲突，会不会造成“红军打红军”的局面？再者，这样就意味着要和朱老总、刘帅率领的其它一方面军部队分开了，这更加难以接受。

张闻天是一个受过“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同志，担心这样“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又因为无法接受不可预测的结果，一时间下不了这种决断。

张闻天等同志后来都承认，当时唯一能做出这种决断的，只有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用“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带着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单独北上，那么，后来的党史会如何发展可能不堪设想。

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来到陕北后，张闻天同志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确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等重大决策都是有很大贡献的，用刘英的话说就是：“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张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是同毛主席并肩作战过来的。”

不过，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才是真正能带来党和人民走向胜利的那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不贪恋权位，自觉地给毛主席当帮手，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毛主席曾说：“洛甫（张闻天）是不争权的。”张闻天则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据统计，从1935年10月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被正式确定为党的领袖，期间以他们两人联合署名的电报就有286封，占到了张闻天全部电报的2/3。

对于自己在过去工作中因经验不足所犯的错误，张闻天一直虚心地检讨，并且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41年9月之后，张闻天主动要求离开中央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并在1943年3月离开了书记处。

在党的七大上，王稼祥同志落选中央委员，毛主席专门在大会上动员大家：

“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在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又在不久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体现了毛主席对他信任。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要求前往东北工作，历任合江省（东北九省之一，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辽东省（东北六省之一，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东北局部组织部长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陈云）等职。

建国后，张闻天离开了经济战线去了外交战线，担任驻苏联大使，后又出任外交部之一副部长。